北宋天圣年间，欧博abg范仲淹给朝廷上了一封万言书《上执政书》，将大宋官场风气说得一团糟：“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循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范仲淹认为，宋朝绝大多数的县官是不合格的，不是志在贿赂，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70%~80%的州县都是如此。

我最钦佩的大宋“男神”苏轼，大约在嘉祐年间写了一组策论，阐述他的治国方略，其中一篇《决壅蔽策》也是将官场描成一片昏暗：“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苏轼说，今天的官场风气跟以前不一样了，老百姓想找政府申冤、办事，简直难于上青天，必须用金钱开路才行，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与苏轼同时代、政见不同的王安石，欧博官网曾于嘉祐三年给皇帝上书言事，也是极力抨击当时的官场风气：“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王安石说，现在的大官小官都忙着开公司、做生意，以权谋私，大发其财。

这是北宋的情况。南宋看起来更加糟糕。淳熙十五年，当时最著名的“公知”朱熹借皇帝召他入对之机，上“奏札”五篇，在谈及政界现状时，朱熹狠狠吐槽：“朝廷之上，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朱夫子甚至将朝廷吐槽成贼窝：“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

与朱熹生活于同时代的周必大在一篇《答选德殿圣问奏》中也称：“循良者十无一二，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在他看来，这大宋政界中，清廉高洁之士不到20%，而贪官污吏占了六七成。当然，以那时候文人的习惯，周必大肯定没有做过严格的抽样调查。

生活时代略晚一点的另一位南宋官员袁燮，则在他的《论国家宜明政刑札子》中差不多将大宋官场说成“天下乌鸦一般黑”：“贪吏肆虐，政以贿成。监司牧守，更相馈遗；戎帅所驻，欧博交贿尤腆；而诸司最多之处，抑又甚焉，见得妄义，可以成风。”总之一句话：无官不贪，腐败成风。

如果这些宋朝“公知”的描述是真实无误的，我会觉得宋代官场之腐烂简直适合用一句流行的戏言相形容：将所有官员随机编码，然后把单号的官员抓起来，一定还有贪官漏网。但是，我很快又注意到，将大宋官场说得乌烟瘴气的范仲淹、朱熹等人，都是宋代极有抱负的官员、学者，他们说的狠话，都是策论或奏札，换言之，都是说给君主或执政官听的，目的非为粉饰太平，非为拍马屁，而是要给朝廷制造压力，迫使朝廷更化革新，整饬吏治，改善民生。所以，他们宁愿将官场风气往坏里说，将腐败现象往重里说，不惜将“一个手指头”的问题说成是“九个手指头”的问题。

也所以，我觉得宋朝士大夫所形容的官场腐败严重性，应该打一个折扣才切合实际——宋朝肯定存在腐败，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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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宋朝的法制相对宽仁，但对官场腐败却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上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欧博娱乐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宋太祖将官吏贪赃视同十恶、杀人之重罪，“遇赦不原”。其他罪行遇上大赦，可以赦免刑罚，惟独贪污罪不得赦免。

从宋朝治贪的实际效果来看，法网的宽严与官场的清廉度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宋仁宗朝的富弼观察到：“祖宗朝，吏犯赃至死者，未尝贷，是国有定法，而犯者绝少。近年臣僚受赇至死，率蒙宽恕，是恩无极刑而犯者愈多，是法不足以禁贪墨也”。显然，法制严明，则可以对腐败行为保持强大的威慑。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宋朝在行重法的同时，也给予官吏比较优厚的俸禄。一个宋朝士大夫，完全可以以其俸禄维持有尊严的体面生活，而他们一旦因为贪赃事发，则不但斯文扫地、颜面无存，甚至可能丢了官职、性命。这种重法又重禄的制度下，官员在面对不义之财时，心中便不能不掂量掂量。

不过，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再严，毕竟也是事后补救，也恫吓不了心存侥幸之徒。相比之下，建立一套严密的分权制衡之机制，立足于事前之防范，无疑更加重要。宋代立制，最大的特点便是“上下相维，轻重相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换成现代话语，即十分强调权力的相互制衡，防止一权独大。

根据“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立制原则，宋人发展出一个“二权相制相维”的权力构架：以宰相为政府首脑，以政府负责治理天下；在政府系统之外，另设一个独立而强有力的台谏系统，负责监察政府。宋人经常将“政府”与“台谏”对举，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明晰地认识到，行政权与监察权乃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权力，应该让两者分立、对峙。这样的分权结构，有点接近现代公司治理的框架：董事会下面，设经理层行使管理权；设监事会行使监察权。

宋代台谏势力之盛，可谓历朝之冠。台谏不但独立于宰相，不受宰相领导，且可“风闻言事”，对政府官员的弹劾，不需要交待信息来源，即使弹劾失实，也不用担心被治罪。为什么要赋予台谏独立而强势的权力？苏轼有解释：“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这里的“内重之弊”，当然包括权臣的滥权枉法。

强大的台谏系统，发达的监察权，成为宋朝最有力的反腐败机制，按宋代台谏制度，“如人吏受赂及故违条限，仍许御史台检举送大理寺，依法断遣。所有京朝官、大使臣亦依此”；“诸路监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敛，并缘申请妄进羡，违者重置典宪，令御史台觉察。”那么，这套制度的有效性又如何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发生在宋仁宗朝的三个小故事——

范仲淹的好友、泾州太守滕子京，因为滥用“公用钱”（办公费），受御史弹劾，被降级，并贬到荒凉的岳州为官，失意的滕子京在岳州重修了岳阳楼，范仲淹为此给他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

宰相杜衍的女婿、提举进奏院的苏舜钦，有一回将进奏院的废纸卖了换成一笔小钱跟同事喝花酒，也被御史参劾，最后以“监主自盗”之罪被削籍为民，罢职后苏舜钦闲居苏州，筑造一座沧浪亭，还写了一篇可媲美《岳阳楼记》的《沧浪亭记》。

还有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也被御史中丞包拯严词弹劾：“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张方平到底怎么个“无耻”法？原来开封府有个叫刘保衡的富民，开了一家酒店，因经营不善，欠了政府百余万文的税款。张方平多次派人到刘家督促还钱，刘保衡无奈，只好变卖家产还债。在刘保衡拍卖房产时，张方平却掏钱买下了这套豪宅。包拯认定张方平“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坚决弹劾。张方平因此被罢免了三司使之职。

张方平、苏舜钦、滕子京其实都谈不上是什么贪官，只不过小节上有污点，结果都被台谏官抓住了把柄，不依不饶发起弹劾，直至他们被处分。考之宋朝，我们看到，至少在政治清明之期，比如仁宗朝，宋人建立起来的复合式反腐系统，还是可以有效防范、发现、查处官员腐败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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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大称当时“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明显也是夸大其词，不可信。因为他上书的时间恰好都在南宋孝宗朝，孝宗一朝实际上是南宋时期吏治最严、吏风最正的时段，宋孝宗整饬吏治的力度很大，广南东路提刑官石敦义，只因“盗用盐脚赃赏钱等入己，及减勊盐亭户盐本钱入己”，即被追毁出身，除名，永不收叙，刺配柳州。因此，宋人说，“当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官场风气是相当清廉的。

但宋朝士大夫的说话习惯就是那个样子——宁愿多说社会的阴影面，以激发国家变革的动力。知识分子就这点臭毛病，但总比那种“总将坏事说成好事”的“花刺子模信使”要好得多吧，至少让我觉得宋朝的政论环境确实是比较宽松的。一个允许公开抨击官场风气的社会，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后世就不是这种说话风格了，比如二月河先生最推崇的大清王朝，你看清朝官员公开说的奏折、策论，说话都很谨慎，很注意分寸，“多磕头，少说话”；然后你再去翻他们私下说的日记，比如晚清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才看到他们痛心疾首地谴责官场腐败。——政论环境成了这个样子，就很没意思了。

而清王朝的吏治腐败程度，依我看，那可比宋代严重得多。我这么说，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基于两项事实：其一，清王朝产生了像和珅这样的超级巨贪，家产估价超过两亿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倍，如此巨大的腐败数额，是宋朝的秦桧之流难望背项的。

其二，宋朝时，官场上的行贿送礼叫做“苞苴”，是个别现象，但到了清朝，行贿送礼已发展成为制度化的“陋规”，几乎没有一个官员可以自外于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张集馨说，他在陕西担任督粮道时，每年都要给陕西巡抚送礼，礼金为5000多两银子。这个陕西巡抚，就是以清廉著称的林则徐。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说林则徐是名贪官，但他必须接受下属的贿金，因为他也需要向上司行贿。行贿—受贿，成了一种制度。大清的腐败，是制度化的腐败，是无官不贪、政由贿成的腐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