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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8日，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诞辰2571周年纪念日。孔子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毛泽东的有关讲话、报告、文章、信函、批示等，可以发现他对孔子及其思想的重视。他经常尊称孔子为孔夫子。1960年6月21日，他在同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说：“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学习孔子学说，培养了毛泽东“古为今用”的爱好；学习资本主义理论，奠定了毛泽东“洋为中用”的基础；研究马列主义，则坚定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信念。总体看，毛泽东对孔子既不是全部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集客观评论、批判、继承和发扬于一体。

“孔子的家乡我去过两次”

孔子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他两次专程到曲阜拜谒孔子中可见一斑。两次曲阜之行，给毛泽东留下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1965年6月13日下午，他在杭州会见刚参观过“三孔”（孔府、孔庙、孔林）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说：“孔子的家乡我去过两次，一次是40多年前，一次是解放后。”

1920年4月11日，为送别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人员从上海启程出国，当时在北京组织“驱张”请愿活动的毛泽东离京赴沪。途中，他先后在天津、济南、泰安、曲阜、南京等处参观游览。自幼熟读《论语》的毛泽东，在孔子故乡――曲阜阙里，怀着崇敬心情参观孔府、孔庙、孔林，拜谒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夫子墓。6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

对这段经历，毛泽东曾于1936年7月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作过细致描述：“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欧博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可见，毛泽东1920年去曲阜并非一般游玩，而是他热爱和崇尚教书育人这个圣人传承的神圣职业，进而对孔孟存有仰慕之心的一次拜谒，真切地展现了他当时的职业向往和事业追求。从毛泽东的一些早期文稿来看，他在青少年求学时期对孔子的言论是非常推崇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可谓如饥似渴。

少年时代，毛泽东上学时每天都要叩拜孔子的牌位。1902年春，毛泽东初入南岸私塾时，塾师邹春培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叩拜孔子的牌位。1917年11月9日，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工人夜学开学仪式上，其中一项议程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这在他所写的《夜学日志》中就有记载：“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

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在1917年4月《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写道：“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接着，他又将孔子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在该文中，他信手拈来地引用了《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文献中的几十条典故和成语。这与他少年时代就反复诵读这些古代经典著作密不可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于1952年10月28日再次来到曲阜，在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滕代远（铁道部部长）、罗瑞卿（公安部部长）、许世友（山东军区司令员）、孔子玉（孔宪彬，曲阜县委书记）等陪同下，先后参观孔庙、孔府、孔林，并在孔子墓前伫立良久。

在参观孔庙大成殿时，毛泽东对众人说：“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里，孟子把孔子和几位圣贤进行比较，找出了圣之所在。”他还说：“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欧博娱乐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与孔子同代的鲁哀公就尊称孔子为‘尼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学取得统治地位。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唐高宗称孔子为‘文宣王’。宋朝加号孔子为‘先圣文宣王’。元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朝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而后，毛泽东幽默地说：“孔夫子年年有进步，代代都加封啊！” 说得大家开怀大笑。

1956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一则“按语”中写道：“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

“学习孔夫子”

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学习孔夫子”。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学长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老师黎锦熙的长信中，将孔子视为“既得大本”的圣人，并写道：“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他在1919年9月1日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特别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谈到调查研究时，提倡“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对孔子学说中的积极内容是崇尚并践行的。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引用《论语・子路篇》中的名言，指出：“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15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为督促蒋介石兑现其在抗日问题上许下的诺言，毛泽东引用《论语・为政篇》，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欧博allbet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对孔子的推崇，也体现在他给女儿李敏、李讷的起名中，这两个名字取自《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他希望子女言语谨慎、行事勤敏。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教学工作总结干部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还说：“孔夫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时，号召全党开展理论学习竞赛，并特别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939年4月15日，延安《解放》杂志发表《孔子的哲学思想》的文章。此文发表前，毛泽东读过3次，并两次致信中宣部部长兼延安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先后谈了10个方面的修改要点。在2月20日的一封修改意见中，他这样写道：“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此外，他在信中还充分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积极因素。他就《论语・先进篇》中 “过犹不及”一语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肯定地认为：“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关于处理统一战线关系问题，毛泽东吸取中庸“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指出：“统一战线一方面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在学校，一个人自身也有统一与斗争，自己犯了错误，不是要斗争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 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大会上借用一个典故号召大家勤奋学习：“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

毛泽东还与谢觉哉多次讨论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回信中指出：“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回忆道：“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

“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孔子的历史地位和教育贡献。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1957年3月7日，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孔夫子”。1959年8月29日，毛泽东参加完长女李敏与孔令华的结婚仪式，和女儿女婿及亲朋好友一起合影。之后，他兴高采烈地与孔令华之父孔从洲将军（原名孔从周，谱名孔祥瀛，孔子七十五世孙。曾协助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任沈阳高级炮校校长，1955年获一级解放勋章，开国中将）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对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并以赞赏的口气介绍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和评价发生重要变化，时常持批判的态度，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还一度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从未否定孔子学说对其青少年时代的重大影响和孔子对中国教育的卓越贡献。

1971年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同华国锋谈话时也说道：“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江青的谈话中说道：“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13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1976年1月，毛泽东在与侄子毛远新谈话时还把孔夫子作为“自学成才”的范例。他指出：“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有上过什么大学。”

对孔子思想要批判地继承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出发，毛泽东认为对孔子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而不是将孔子思想教条化、迷信化、绝对化。他主张“去芜存菁”，对孔子那些消极偏执、阻碍社会发展的思想和言论，要摒弃。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他在阐发与论述该学会章程中的“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时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对孔子鄙视与抵触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言行，毛泽东明确表示反感并多次予以批判。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强调：“孔子虽然也是圣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几天后，他又举例说：“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他对孔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在延安时，毛泽东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后来更是直截了当地批判说：“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70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这里的“圣人”，显然包括孔子在内。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更是一针见血地剖析：“孔子讲‘仁者人也’，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是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这段话，充分揭露了孔子“仁爱”“大爱”“泛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超现实性。

毛泽东心系人民、服务人民、依靠人民，对孔子学说中具有等级性、歧视性的“愚民”“锢民”思想，一生持否定态度。据1977年9月25日《北京日报》载，1975年春，北京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诊治眼疾。毛泽东问他，你的名字是出自《论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唐大夫笑着点点头。毛泽东接着说，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先生讲的“由之”去做，并当即吟诵了鲁迅的《悼杨铨》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通过毛泽东从少年时代、青年时期到老年阶段不同历史时期对孔子的态度、认识、评价和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和贡献以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大多持肯定的态度。他主张批判地继承孔子思想及其儒家学说，反对将其教条化，应该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孔子的历史地位。

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又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前进不断与时俱进。我们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

原载：《党史文汇》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