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欧博频频有官员被“断崖式”降级，让违纪官员饱尝“坐过山车”的刺激。其中有的官员从省部级连降七级成为科员，可谓“一夜回到解放前”。

1月29日，中纪委网站称，中纪委2015年给予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等10名中管干部党纪重处分并做出重大职务调整。该信息也被舆论解读为，去年有10名中管干部被“断崖式”降级。

1月15日，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罗东川表示，“断崖式”降级处理是新闻媒体形象的说法，从纪律审查来讲，在纪律审查当中对严重违纪的被审查人，按照规定给予党纪重处分，比如说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同时在职务上进行重大职务调整。

舆论普遍认为，“断崖式”降级是十八大后，纪检部门处理问题官员的补充手法，以区别被“双开”又移送司法的落马方式。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十八大至今，遭遇“断崖式”降级的中管干部达15人，其中7人被开除党籍。因受过党纪重处分，且年龄多在60岁左右，处在仕途“暮年期”，所以“断崖”往往意味着他们仕途受到重创。

“断崖”后去哪了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这些被处以断崖式降级的官员中，命运也不尽相同：有人正在被“安排工作”；有人因为已到退休年龄，就在新职务上办理了退休手续；有人虽未到退休年龄，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还淡出公众视线。

在这15名遭遇断崖式降级的高官中，60后官员有2人，其余13人均为50后。

这两名60后，分别为东风汽车公司原总经理朱福寿，欧博娱乐和国家税务总局原总经济师范坚。因为年龄优势，出事前，他们的仕途被普遍看好。

1962年10月出生的朱福寿，2015年年底被降级时，刚刚53岁，是这些官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相关通报中提到，朱将由东风汽车公司按部门副职以下（不含部门副职）非领导职务安排工作。

2月28日，东风汽车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陈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东风汽车将严格遵照中纪委的处理规定。“现在对朱福寿的工作安排上，东风汽车公司还在研究中，其具体职位没有定下来。”

中国农业银行原行长张云的命运和朱福寿类似，都被明确为由其所在单位按部门副职以下（不含部门副职）安排工作。

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风汽车和中国农行都是相当于副部级的中管企业，内设部门为副厅级。“对朱、张二人安排到部门副职以下工作，其实就意味着这二人将被降为处级或处级以下。”

2月28日，中国农行新闻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她尚未获悉张云的具体职务安排，有相关信息会及时披露。

不过另有相关农行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张云辞去行长等职务前，就已经多日未见张云出现在农行。早在去年，农行内部就有消息说，张云将被降为处级干部，但具体职务不得而知。”

这15名官员中，在“断崖式”降级时，超过60岁的有6人：黑龙江省原副省长付晓光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刘志勇2人被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四川省原省长魏宏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韩志然2人都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陕西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孙清云被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刘礼祖被降为科员。

有知情者透露，按新职位看，这些官员因为已到了退休年龄，所以都在新职位上办理了退休手续。

有分析认为，一般情况下，正部级65岁退休，在人大政协工作的副部级63岁退休，正局级以下60岁退休。“断崖式”降级，欧博allbet也提前结束了他们的仕途。以魏宏为例，他原为正部级，生于1954年的他本来可干到2019年，但被降为副厅后，很有可能会“秒退”。

关于魏的去处，四川省委组织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了解到的消息也都来自中纪委公布的消息。“我们也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不能向媒体透露相关信息。”

今年5月魏宏将年满62岁，已经过了厅级干部退休年龄，所以理论上降为副厅的魏不需要去新岗位任职。

在15人中，既不像朱福寿和张云那样有明确去处，在被降级时年龄又不到60岁的有7人：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被降为科员；湖北省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贺家铁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山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颜世元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和国家税务总局原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范坚4人，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这部分官员在新的职务上虽然也未到退休年龄，但因为接近60岁，所以组织部门有可能会有意淡化任职安排，让其提前退休。

2014年7月，时年59岁的赵智勇被连降七级，成为科员。此后，便淡出公众视线。对于赵智勇被降级后是否继续上班的问题，江西省委办公厅的一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赵被降级后，未看到他回江西省委上班。“据说，他没有再回到省委上班，毕竟马上要退休了，作为一个违纪高官，以一个科员身份来上班，你说有多尴尬？”

1956年出生的颜世元，去年被降职时也是59岁。

2015年6月，欧博百家乐山东省委统战部一位副部长在统战系统的内部会议上通报称，颜已经搬离了原来的部长办公室，到省政协办公厅任副巡视员，级别是副厅。

山东省政协新闻处一位负责人称，不清楚颜世元是否在降级后来省政协办公厅上过班。另有多位山东省政协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在政协见过他，听说颜世元根本没有来政协报到。此前，有知情人士曾表示，“颜世元无所谓去政协报到与否。他现在基本处于退休状态，据说心态还不错，平常在家养养花、弄弄草。”

因为到60岁了，组织部门一方面给予了他降职处分，一方面也采取了让其提前退休的处理方式。所以，也就不存在坊间说的，颜世元不去上班涉嫌吃空饷的说法。”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还有些官员去向成谜。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不清楚贺家铁现在的职务等信息，一切以中纪委官网公布的信息为准。

这“断崖式降级”的15人中，云南省有张田欣和曹建方2人。云南省委一位新闻发言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也没有相关消息，现在不清楚他们的近况。

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关于张田欣等人的纪律处分决定，他们没有收到相关文件，不清楚具体的人事变动交由谁负责。

2014年7月，张田欣降级后，坊间传闻张搬离了省委一号院，被安排到昆明高新区管委会任职。但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一位员工否认了这一传闻，“没有接到相关通知，也未听到类似说法。”

待遇也“断崖”

依据现行《公务员法》规定，受“降级”处分的时间为二十四个月。在这两年之内，不能晋升。此外，“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也就是说，即便两年后解除了降级处分，也不等同于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的纪律处分种类共有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种。《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断崖式”处理的官员并不一定会被开除党籍。这15名官员有7人被开除党籍，约占半数。另有4人被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1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3人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15人中，除张云外，另外14人降级后都被明确为“非领导职务”。

什么叫非领导职务？根据现行《公务员法》，将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类，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综合管理类的非领导职务分为：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

“非领导职务官员虽然享受相应级别和待遇，但不具有行政领导职责。”有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为年龄已是花甲左右，又受到严重处分，被降级的官员又多为“非领导职务”，仕途上难以东山再起。而且，其被断崖式降级后，不但权力受到冲击，因为职务变化，各种待遇往往也意味着发生“断崖式”下滑。

据了解，官员的退休待遇分为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解释称，公务员退休后的生活待遇主要指退休金。“如果是省部级以上官员，在一定时间内，会享有保姆费、司机用车、住院住单间等待遇”。政治待遇主要包括可以看相应级别的文件、在一定时间内继续配秘书、留用办公室等。

退休工资与职务级别的高低挂钩，一位在职官员如果被降级，他相应的级别工资、职务工资也会降低。

在这些“断崖式”降级官员中，江西省的赵智勇和刘礼祖的级别落差最大，由原省部级高官一下子降为科员。

有知情者称，这2人都过了60岁，降为科员，现在也到了退休年龄。其实现在只能拿科员级别的退休金，自然与省级、部级官员退休金反差太大。

江西南昌市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经济欠发达，江西公务员工资平均水平不高，退休科员的工资一般为三千元左右，有很多地方还达不到。据他估计，江西副省级干部到手工资大约是每月七八千元。

据此估算，这两个被降为科员的江西原省部级高官，经济上的落差十分明显。

除了经济账，退休官员更关心的是生活、医疗等待遇的变化。

2012年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关于适当提高副部级人员医疗保障水平的通知》规定，副部级医疗待遇人员的药品费用全额报销，住院床位费用按每人每天400元报销。

《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规定，正部级干部承租或购买公有住房的建筑面积标准在220平方米以内。

2004年下发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提出，部长级干部配备排气量3.0升（含3.0升）以下、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级的配车是3.0升（含3.0升）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轿车。退休后，正部级保留专车，副部级则不保留。

退休后，除了工资、医疗、住房等待遇落差，政治上的落差感也显而易见。

“省部干部退休后还可以学习参阅一定范围内下发的文件，列席或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定期听经济形势的通报，地方政府撰写政府工作报告时也会向他们征求意见。退休后，在逢年过节等时候，现任高官还会登门看望、慰问等。而一旦降级，这些相应的待遇也没了。”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细则有待完善

这些被“断崖式”降级官员所涉问题，多种多样。

如赵智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张田欣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许爱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女儿、女婿在公务员录用和职务晋升方面谋取利益等；张云涉及农行深圳分行行长许涛被带走一案，还涉及私生活问题。

另外，农行原副行长杨琨在协助调查时，检举了张云；颜世元的问题或许源于“北京某会所的一段视频”；贺家铁在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期间，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泄露巡视工作秘密；魏宏在自身存在严重违纪问题的情况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不珍惜组织多次给予的教育挽救机会等。

虽然问题各有不同，但从相关处理结果看，这些官员是涉嫌严重违纪，而非涉嫌违法，这意味着所涉问题没有触及犯罪层面。

有分析指出，降级作为一种党纪法规所规定的处分类型之一，在十八大之前并不算常用。

有分析认为，之前通常的“免职”处理仅仅免掉了官员的职务，但级别没有变动，权力、待遇等都没有变化，这让其一旦有机会，又可以官复原职。但降级则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中纪委的一些新闻中，对涉嫌严重违纪的官员采取降级处理，多有阐述。

2015年3月22日，中纪委网站刊登文章称，有干部不把违纪当回事；纪检干部“发现违纪就要及时处理，该处分的予以处分，该降级的予以降级，这应成为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头，而立案审查、移交司法则应是少数”。

2015年9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福建调研时指出，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党，把纪律挺在前面，要靠坚强的党性和责任担当。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做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

可以预见，将来对一些问题官员，做出重大职务调整也会频繁出现。但是相应的依据又是什么？

1月29日，中纪委官网发布消息称，2015年10名中管干部被“断崖式降级”。在公告中，中纪委公布了处分的依据：“在纪律审查工作中，针对被审查人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其违纪行为性质和情节、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认错悔错态度，及配合组织审查、退缴违纪所得等情况，依纪依规给予10名中管干部党纪重处分，并作出重大职务调整。”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称，降职是对一些违反了党纪，但还达不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并未触犯法律的官员采取的处理办法。

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大后，降级处罚使用的频率更高了。这种处理能触动其切身利益，比警告、记过要严厉，但是比“双开”更有人性化，还能起到惩戒作用。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务员法》中，虽明确了“降级”这一处分方式，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仍缺乏相应的法规。

庄德水说，以降职方式对问题官员进行处罚，将成为一种趋势，会常态化，但降级的标准还需要规范。“应该出台相关细则和标准，对降几级的依据等进行明确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既让老百姓明白原因，也让问题官员心服口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应该制定出对违纪公务员的降级标准。他认为，一个官员违反了党纪政纪的程度，要分几个档次。如违规情节、涉案金额、造成的社会影响等，来确定他应降几级。只有通盘考虑了这些因素，量化了并制定出若干具体条例后，才能让降级有据可依，避免自由裁量的可能。“这样操作起来也会眉目清晰，不会造成靠人为权力来决定是否‘断崖式’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