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功能性较强的“鱼符”：

（1）用于地方官员任免。这类“鱼符”，欧博abg通常作为勘验地方官员真伪的凭据。它为铜制，分为左右两部分，左半部分留在京师，右半部分留在地方。如果有新官上任，需携带左半部“鱼符”，地方上拿右半部分与之勘验后，才能证明这位新来的大人是不是冒牌货。然后，新官与旧官完成交割。

（2）用于调动军队。这类“鱼符”跟古代的“虎符”

功能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样子上一个是鱼，一个是虎。而它在使用方法上也很有趣，《唐律疏议·擅兴》记载，它是：“长官无，次官执”，也就是说，皇帝调动军队时，命令使者带着“鱼符”的左半边前往军营，军营的副统帅拿出“鱼符”的右半边与之勘合，二者一致才能发兵。

而完成任务后，使者必须马上将左半边“鱼符”带回。 这里面，体现了古代君王高超的御人之术。

（3）用作出入通行证。古代皇宫宫门、京城城门皆是防御重地，出入这必须校验“鱼符”，欧博官网经过卫士勘合无误后，方能入内。

（4）外国使者入境凭据。在唐代，外国使者进入大唐，也需要校验“鱼符”。《新唐书·车服志》记载：

“蕃国亦给之，雌雄各十二，铭以国名，雄者进内，雌者付其国。朝贡使各赍其同鱼而至，不合者劾奏。”

也就是说，外国使者前来朝贡，必须带着他们那一半“雌鱼符”，与大唐存档的“雄鱼符”勘合以后，才能证明其身份，此举也是为了杜绝冒充者。

2、装饰性较强的“鱼符”

在唐代，“鱼符”除了铜制以来，还有几种其他材质，如《唐六典·符宝郎》所说：“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根据随身佩戴鱼符的材质，就可以判断其身份特征，“随身鱼符，所以明贵贱，欧博应征召。”因此，不同身份的人戴不同的“鱼符”，不能僭越。

“鱼符”往往还刻有官员的姓名，如果某一职务为其专属，则只刻官名。

虽然官员均随身佩戴铜“鱼符”，但只有五品以上者，才能得到皇帝才给的“鱼袋”，《旧唐书•睿宗记》记载：“鱼袋，著紫者金装，著徘者银装”。

唐代，官阶高低以官服颜色直接体现，不同品阶的官员，其盛放“鱼符”的袋子“鱼袋”也不尽相同。

因此，看唐代官员品阶和身份高低，只要观察他们的官服和佩戴的“鱼袋”就可以了。

“鱼符”和“鱼袋”兴盛于唐代，但随着唐代的衰亡，“鱼符”制度消失，只有“鱼袋”制度仍然在宋代使用。

后来，这件能够显示地位等级差异的象征物，在宋代由于赐发过滥，失去了象征价值，欧博娱乐而逐步被废弃。

二、明代的京官“身份证”——“牙牌”

“牙牌”，由象牙制成，是明代的一种身份证明以及出入皇宫的通行证件。

关于“牙牌”的详细功能性记载，是在《明史·舆服志》中：

“凡文武朝参官、锦衣卫当驾官，亦领牙牌，以防奸伪，洪武十一年始也。其制，以象牙为之，刻官职于上。不佩则门者却之，私相借者论如律。牙牌字号，公、侯、伯以勋字，驸马都尉以亲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乐字，入内官以官字。”

明朝各类文武官员和锦衣卫，凡经常出入宫廷的，都需要佩戴“牙牌”，“牙牌”分为勋、亲、文、武、乐、官等不同字号。

内廷太监也要佩戴“牙牌”，按照其职能部门不同，分为“内官监牙牌”、“御马监牙牌”、“直殿监牙牌”、“尚衣监牙牌”、“内使牙牌”、“御前答应牙牌”等多种类别。

按照明朝律令，“牙牌”只限持牌者本人使用，严禁将其借给他人，《明会典》规定：“有牌不带、无牌辄入者杖八十，借者及借与者杖一百。”而且，一旦持牌者被摘取了“牙牌”，往往意味着连官职也一块丢了。

与唐朝的“鱼符”相比，“牙牌”不分职位高低皆可佩戴。而且，它只用来作为京官出入宫门的凭证，地方官没有佩戴“牙牌”的权力。

所以说，明朝的牙牌，算是宫禁制度的一种，并非大众化的身份标识。

三、清代的大众“身份证”——“腰牌”

如果说“牙牌”的大众属性不足的话，那么，清代的“腰牌”则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均可佩戴。

按照使用人群的不同，清代的“腰牌”主要是分为以下几种：

1、宫中“腰牌”

跟明代的“牙牌”一样，宫中“腰牌”也有“出入证”的属性。宫中“腰牌”一般为木质，尺寸各异，由内务府统一制作。

在一些清宫剧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人盗取“腰牌”，潜入皇宫的桥段，其实这种现象并非完全戏说，它在清朝历史上确有其事。

由于最开始的“腰牌”上面没有持牌人的详细信息，极易造成混用、借用的现象。而且，无论什么人拿着腰牌都可以自由出入紫禁城，也极易出现安全隐患。

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值火班（消防队）里一个叫阎良的步兵，借了别人的“腰牌”混进皇宫，跟平时与自己不和的御膳房厨役相遇并发生口角，阎良一怒之下将其杀死，旁边劝阻的太监也被刺伤。

此事让嘉庆大为光火，命令严惩凶手，严查借用“腰牌”者。可讽刺的是，十年以后，居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天理教起义军攻入紫禁城的事件。

道光时期，皇帝命人在“腰牌”上面写上所属部门、发牌年号等名目，并且用火印戳记，以为防伪。咸丰元年，又要求将持牌者的姓名、年貌等个人信息写在牌上，以便查验。

2、民间的“腰牌”

“腰牌”在辨识身份、加强安保方面，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在清朝也被广泛应用于民间诸多领域。比如：

（1）“关隘腰牌”：最初在一些边境关卡上，官府设立“腰牌”制度，以防止他国难民、流民从边境进入大清。这种方法很快得到了推广，许多内地的商税关卡也逐步复制、实行起了“腰牌”制度。

（2）“船户腰牌”：对运河和沿海的船户、水手、水上客商等发放的“腰牌”，牌上刻有他们的姓名、年貌、籍贯等信息，以备查验。这样不仅加强了对这些“船户”的管理，也能打击海盗、河盗等不法之徒。

（3）“强盗腰牌”：这种“腰牌”非官方配发，而是民间盗匪受官方的启发，自行发明创造。乾隆时期，江浙一带的土匪常制作“腰牌”，作为同伙的凭证，相当于“土匪工作证”，以便结党打家劫舍。但结果是，官府凭借这种“腰牌”按图索骥，将其一网打尽。

四、既是“通行证”又是“身份证”——“过所”

古代，为了保证社会安定和税收征缴，往往要在来往道路上设置关卡，无论是官还是民，都要在过关中出示经由官府审发的通行证。这就是所谓的“过所制度”。

而“过所”中因为含有大量个人信息，我认为，也可以算作一种古代的“身份证”。

“过所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已有雏形，《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之语。

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商鞅从秦国出逃时，想要投宿馆驿，但因为手里没有“通行证”而被拒绝，商鞅最终被逮捕，并遭车裂而死。

唐代是“过所制度”的成熟期。那时的百姓若想要离家远行，需要由所在郡县的官吏签发“过所”，也称为“路引”、“公凭”。

而其中的内容包括：申请人和陪同人的姓名、籍贯、年貌、身份，所携带的物品名称、数量，携带牲畜的名称、口齿、数量等等。

“过所”一式两份，官府留档备查一份，申请人持有一份。由此来看，那些武侠片中的大侠们想随便到处晃悠，在现实中，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结语：古代的“身份证”样式繁多、功能不一，除了以上介绍的主要品类外，还有“度牒”这一类僧侣所持有的职业“身份证”。但总体来说，古代的“身份证”更像是一种通行证和介绍信，跟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证有很大区别。

参考资料：《史记》《隋书》《旧唐书》《明会典》《明史》《唐代文官服饰文化研究》《档案里的清代腰牌》《明代牙牌散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