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看来，这一幕是如此和谐，但实际上，两人刚刚经历过一场激烈的博弈。

日本投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由麦克阿瑟担任驻日盟军总司令，负责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仪式。而麦克阿瑟则表示，将在陆军势力范围内的东京举行投降仪式。

方案一出，立即激起了美国海军的强烈反对。在太平洋战争中，海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却让陆军主导投降仪式，势必会给人留下主要是美国陆军战败日本的印象。

尼米兹表示，如果采纳麦克阿瑟的受降方案，他将不会出席投降仪式。

就在杜鲁门左右为难之际，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投降仪式由麦克阿瑟主持，而地点则选在海军的军舰上；由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尼米兹代表美国，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同时，福雷斯特尔也趁机拍了杜鲁门一个马屁，他提出投降仪式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而“密苏里”号是以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命名的，而且“密苏里”号的下水仪式是杜鲁门的爱女玛格丽特主持的。

但是，麦克阿瑟仍有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按照美国海军传统，“密苏里”号上只能悬挂本舰最高长官尼米兹的将旗，而他则希望能在“密苏里”号也悬挂自己的将旗。

于是，投降仪式上，两面将旗同时在“密苏里”号的主桅杆上升起，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

3

麦克阿瑟登舰后，“兰斯多恩”号驱逐舰也随即驶来，上面载着的，是日本代表团。

见日本代表团到来，乐团立即停止了奏乐，礼仪哨也对他们视而不见。

日本代表团共有11人，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军方，其余9人则分别是外务省代表、陆军代表和海军代表各3人。

按理说，即便天皇不参加投降仪式，至少也应由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参加，但是为什么只派了个外相来代表日本政府呢？

此时的首相是日本皇族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他的前任铃木贯太郎是裕仁天皇为了结束战争而任命的，在《终战诏书》播放3小时后，仅仅上任4个多月的铃木贯太郎使命完成，便提出了辞职。

在裕仁发布《终战诏书》时，日本其实还有500多万兵力，其中还有很多人，尤其是以陆相阿南惟几为代表的陆军，仍然叫嚣着“日本帝国永不败”，甚至提出“一亿玉碎”的口号，妄图用一亿日本国民的生命来和盟军拼个鱼死网破。

于是，裕仁任命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接任首相，让他以皇族的威望来说服日本陆海军放下武器投降。而他也不负“圣”望，在短短54天的任期内，就迅速平稳地解除了日本海陆军的武装。

当年美国打开日本国门时，东久迩宫稔彦的曾祖父就被日本皇室派去调停，结果落得个身败名裂，被逐出宫廷。

裕仁想让东久迩宫稔彦代表日本政府参加投降仪式，被他以此为由拒绝了，他说：

“我不能到‘密苏里’号军舰上去卑躬屈膝地签署停战协定，如果强迫我去，我就辞职。”

裕仁无奈，只好苦笑着答应了。他又找几个陆军军官，结果他们都以自杀相威胁，宁死也不愿意干这“名垂青史”的差事。

这时，外相重光葵来为领导分忧了，他说：

“签署投降书实是我国有史以来的一大事件，自然是不祥之事，这是十分遗憾的；但是，这是拯救灭亡的日本民族，继续日本文化的唯一方法，这的确是不得已的。

日本自古以来是个君主制国家，陛下具有万民之心。天皇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时至今日动不动被滥用，所以才看到今天日本的悲惨境遇。

《波茨坦宣言》要求的民主政治，在实际上不但与我国现状没有矛盾，而且日本的本来面目由此被发现。因为出于这样的考虑，签署了这一降书；而且我认为，只有完全诚实地实行这一文件，才能开辟日本的国力。”

一番话说进了裕仁的心坎里，他指着重光葵：那就你去吧！

于是，重光葵就成了日本代表团的团长。

然后，裕仁又召来梅津美治郎再三劝慰，重光葵也去忽悠陆海军代表，这才勉强组成了代表团。

重光葵将手杖夹在臂弯里，在别人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登上舷梯。

1932年4月29日，这天是日本的“天长节”，侵华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韩国青年尹奉吉将烈性手雷投掷到检阅台中央，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被炸死，重光葵的一条腿被当场炸断。

以梅津美治郎为代表的七个军官都穿着没有熨烫的褶皱军装和肮脏的军靴，对于他们来说，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中“生不受俘虏之耻”的思想已深入骨髓，于是便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最后的倔强和不满。

曾出席受降仪式的美国陆军上将沃尔特·克鲁格事后回忆说：

“尽管日方代表的表情高深莫测，丝毫也未流露出他们的情感，但是，他们的举止气度是如此的阴森抑郁，似乎完全意识到了他们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已经付之一炬，而他们民族的希望和野心也已终结。”

巧合的是，“密苏里”号上的所有美军官兵，穿的都是制式衬衫的军便装，不系领带，不佩勋章，而没有穿出席正式场合的常服或礼服，以此来表达对日军的轻蔑。

走上甲板后，重光葵摘下礼帽，和随行人员列成一队，向在场的各国代表鞠躬行礼，但是并没有人答礼。

4

上午9点整，乐队奏起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投降仪式正式开始。

在军舰牧师做完祷告后，麦克阿瑟走到麦克风前，他首先重申了《波茨坦公告》的基本内容，然后说：

“今天，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文件，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分晓，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

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情绪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 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用我们在这里即将取得的谅解，而忠实地执行这种谅解。

在这庄严的仪式之后，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一个十分美好的世界，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世界， 一个致力于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世界，这是我最热忱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随后，他指着桌子前的椅子，面容严肃地说：

“现在我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和日本皇军总司令代表， 在投降书指定的地方签字！”

在长条桌上，摆放着两份投降书。一份是同盟国保留的， 使用的是华丽的墨绿色真皮封面；而另一份交给日本的投降书，使用的则是廉价的黑色帆布封面。这显然也是刻意为之，就是要表达对日本的蔑视。

这两份投降书是同盟国提前拟定好的，就是怕日本搞小动作，在这方面，他们是有前科的。

比如，日本在8月15日发布的《终战诏书》，全篇都没有“投降”之类的字眼，反而在歌颂天皇功德，推卸战争责任。

结果，日本偷鸡不成蚀把米，盟国替他们拟好投降诏书，以日本天皇的名义再次投降，日本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因为一次战败而投降两次的国家。

再比如，在塞班岛战役中，日军就搞过一次诈降，把前去接洽投降的一个排美军给歼灭了。

而日军这种连最基本的信义都不讲的行为，最终也反噬了自己。之后的战役中，每当日军要战败时，美军都不敢派人招降，而是用明码电报和广播，或者让被俘虏的日本士兵喊话，这种不合常规的劝降方式也让习惯搞小动作的日军疑神疑鬼，不敢投降，结果被全歼。

实际上，就在投降仪式举行的同时，美军还在担心日本“诈降”，专门在附近的冲绳海域上部署了一支舰队，由美国海军上将斯普鲁恩斯统领，打算万一日本“诈降”，将“密苏里”号团灭，就由斯普鲁恩斯率军对日本继续发动进攻。

5

一名日本代表走到桌前，将两份投降书仔细审视了一遍，确认无误后回到自己的位置。

重光葵拖着腿走到签字桌前，摘下礼帽和手套，斜身坐在椅子上，不料手杖却从臂弯滑落，掉在地上，他一边想拣起手杖，一边想将礼帽和手套放桌上，一边又想从口袋里掏笔，一时之间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外务省的一名代表见状，忙走上前去递给他一支笔，并替他拿好手杖。可他看着投降书，足足愣了一分钟都不知道要签在哪儿。

麦克阿瑟回头招呼他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

“告诉他签哪儿。”

在萨瑟兰的指点下，重光葵才终于完成了签字。

接着就是梅津美治郎，似乎为了保持最后一丝尊严，他并没有坐下，而是除去手套，就俯下身草草地在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在投降书上签字，跟在他身边的是乔纳森·温莱特和阿瑟·珀西瓦尔。

乔纳森·温莱特是美国陆军中将，1942年接替麦克阿瑟担任驻菲律宾美军总司令，日军侵犯菲律宾时，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保全数万将士性命，向日军投降。

而阿瑟·珀西瓦尔则是英国陆军中将，1941年担任马来亚英军总司令，同样在1942年因孤军奋战、后继无援向日军投降。

投降后，两人被关在伪满洲国沈阳战俘营里，饱受了日本人三年的摧残。他们刚刚获释，就乘坐飞机匆匆赶来参加日本投降仪式。

麦克阿瑟在签字的过程中总共用了6支笔，前两支笔当场送给了乔纳森·温莱特和阿瑟·珀西瓦尔，其他四支笔则分别送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西点军校、海军学院以及他的夫人琼·费尔克洛斯。

随后，各国代表依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其中代表中国政府的是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

至于为什么要派徐永昌，著名学者吴相湘曾说过：

“徐永昌是一朴实的军人，服膺春秋大义，挺立于反复无常变乱多端的北方军界，颇具模范作用......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任中华民国代表，在东京湾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获享近代军人所难得的荣幸。”

吴相湘先生可谓一语中的。徐永昌性情温和，低调务实，不参与党争，又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四大巨头”之一，在抗战中一直主管作战指导机构，筹划战局、统筹指挥，确实是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的合适人选。

各国代表签完字后，麦克阿瑟致辞：

“我们共同祝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愿上帝保佑和平永存！现在仪式结束。”

话音刚落，天空中传来阵阵轰鸣，10架美国B-29轰炸机、1000架美军战机和1900架同盟国战机飞越“密苏里”号。

此时，在场的中国记者朱启平下意识地看了下时间，正好9点18分！

我们永远忘不了，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

正可谓天理昭彰，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6

签完字后，徐永昌将军说：

“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徐永昌的话传回国内，引发了各种猜测。

日本作为罪魁祸首，自然应该忏悔，其他国家为什么要忏悔呢？

1950年，徐永昌自己在书中揭露了这段话的内涵：

“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围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九一八侵略开始，在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日本有所忌惮；乃主持国联的一二强国，未能认清事理，把握时机，对侵略者加以有效的制裁，反处处予以不应当的迁就。

日本既一试得逞，义（意）大利随之而起，阿比西尼亚之一度灭亡，直未得到世人之一顾！希特勒进而试于欧陆，并奥并捷，毫无顾忌，而大战因而触发。企图苟安者，终于不得幸免，这是不是国联列强应当忏悔的？

苏俄为极左国家，德国为极右国家，性质上根本冲突，犹如冰炭之不相容。乃苏俄贪图瓜分波兰之利，居然订立德苏协定，终于以分赃不均，引起希特勒的袭击，倘非美国加入战争，苏俄真有被德日瓜分的可能，这是不是苏俄应该忏悔的？”

最后，徐永昌写道：

“即使侵略者最后终须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世界无辜人民受害之重大，恐早已无法计算。这是说以前都应该忏悔的。

可是忏悔过去，原是为要警惕未来，不要教一悔再悔，覆辙相寻，那就对不起以往的先烈与后来的人群。”

金一南将军在《为什么是中国》一书中说：

“我们时刻铭记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

惟愿世界永远和平，远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