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吴德眷注下的六部经典电影，欧博abg曾危急时刻出手救活《刘三姐》

2024-06-22 14:05

发布于：天津市

文/刘天昌 王颖

从1955年2月至1966年5月，吴德在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干了整整11年。在这11年里，他除了抓党建、抓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之外，由于号称“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隶属于吉林，使他对电影事业也非常关注。在他任职期间，长影先后拍摄了《平原游击队》《董存瑞》《上甘岭》《五朵金花》《英雄儿女》《节振国》等几十部著名影片，许多影片都得到了他在选题立项、剧本修改、资金拨付、力排众议、起死回生、探班支持等多方面的帮助。其中，据可以查到的资料，以《红孩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甲午风云》《英雄儿女》《节振国》等六部经典影片受益最多。

陪毛主席探班《红孩子》

电影《红孩子》是1958年由苏里导演完成的一部儿童影片，它以明朗、生动、朴实、自然的风格给无数少年儿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被编入小学二年级课本，成为一代又一代少先队员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

◆《红孩子》海报。

1957年，长影制片厂导演苏里与好友、著名剧作家乔羽商议，合作创作一部反映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影片《红孩子》。剧本写好后，经过上报长影厂领导以及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批准，影片开始进入摄制阶段。

为了表示对《红孩子》的支持，1958年2月14日，吴德为头一天抵达长春视察的毛泽东一行安排了参观电影《红孩子》的拍摄现场。当天上午11时40分，毛泽东在吴德的陪同下，健步走进长影厂第六摄影棚《红孩子》拍摄现场。毛泽东和摄影棚内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后，同小演员合影留念。毛泽东还指着摄影棚里一些用纸做的树叶和用麻做的青草问：“真的能不能用？”厂长亚马回答：“能用。”毛泽东又问：“这场戏怎不到实景中去拍？”苏里答道：“因为季节关系，所以在摄影棚里搭了景。”吴德此时也幽默地说：“这里是允许弄虚作假的。”把毛泽东都给说笑了。走出摄影棚后，毛泽东又高兴地观看了《红孩子》影片的特技模型。当他走出录音室时，闻讯聚集而来的长影干部职工立即欢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一边微笑挥手致意一边回应“同志们万岁”，然后与吴德等人登上汽车离厂而去。

1958年《红孩子》影片上映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影片的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不仅当时受到喜爱，而且传唱至今，历久不衰。1980年共青团等8个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作品评奖中，《红孩子》荣获二等奖，1994年在中宣部等单位评选的百部爱国主义影片中，《红孩子》也榜上有名。

起死回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一曲《幸福不会从天降》，让人们立刻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著名农村题材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是吴德使这部胎死腹中的影片起死回生。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作家马烽的代表作，是一部反映农村水利工地上青年劳动、生活和爱情的作品，1958年4月电影文学剧本初稿完成后，由好友孙谦推荐给了长影导演苏里。苏里看到剧本后非常喜欢，立刻于1958年8月赶到山西神头水库和南马庄引水上山工地，一边和马烽一起体验生活，一边写出了电影分镜头剧本。当苏里把剧本呈交到厂里后，欧博官网因为剧本里有大量的爱情故事，引来了许多批评的意见。甚至有人指责苏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农村生活”，是不思悔改，在重复《青春的脚步》的错误。

◆1958 年2 月14 日毛泽东同《红孩子》小演员合影。

就在剧本面临枪毙时，吴德亲自登门到苏里家造访。一进屋，就给苏里鼓劲说：“依我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本不错，很有激情，可以拍出一部好片子！”苏里沮丧地告诉吴德说，厂里有人对剧本中的爱情故事有看法。吴德笑着说:“这很正常嘛，有人群的地方总有不同的意见，你千万不能因此而失去了信心。爱情，是个好东西，应该把它表现得很美。只要是健康的爱情，我们从来不反对。但是，把握好分寸很重要，这就要看你的招法了！”“你大胆干吧，但不要把爱情写得太赤裸裸了。怎么处理舒服就看你的了！”临别，吴德握住苏里的手说:“我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你抓住这个本子不放，放手去拍；二是希望你们抓紧拍。明年就是建国10周年了，我们得向国庆献个礼呀，我可等着看你的好片子啊！”

有了吴德的大力鼓励和支持，《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被长影顺利立项，只是并没有列入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重点项目，批用的胶片也是一些积压的、即将报废的苏联生产的彩色胶片。不过，苏里并不计较这些，他立刻率领摄制组一干人马自带行李，乘火车奔赴外景地山西汾阳拍摄去了。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出样片后，吴德再一次到长影审查。他认为爱情戏处理得很恰当，但是建议加一场戏，让高占武批评老社长的落后思想。苏里担心把老社长写落后了，对农村干部影响不好。吴德说：“不要怕，要大胆写。毛主席说，农村里的新的思想斗争，就是年轻人的先进思想与老农的落后思想的斗争。当然这是党内斗争，可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要在斗争中求团结。”苏里遵照吴德的意见，一一作了修改。定型后，样片送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文化部电影局审查，果然如吴德所料，都认为该片题材新颖，情节生动，是一部好片子。文化部下达了用优秀影片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通知，欧博《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被指定为长影的献礼片。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海报。

1959年国庆前夕，《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公开上映，一经问世，立时好评如潮。大家为农村青年朝气蓬勃用自己的劳动谱写新生活的赞歌所感动，毛泽东、周恩来对该片也十分青睐。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更是赞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农村片中划时代的作品。影片主演李亚林、金迪凭借这部影片双双入选为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

在毛泽东的一再要求下，1963年苏里又组织原班人马，拍摄完成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乔羽特意为影片撰写了歌词《人说山西好风光》。影片上映后，再次获得巨大成功。续集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甚至成了代表山西省的地方名片。

危急时刻救活《刘三姐》

刘三姐是流传在广西壮族地区的一个古老而优美的民间传说，它生动地叙述了热情、勇敢、聪明、美丽的劳动人民的歌手刘三姐，运用自己的民歌，鼓舞劳苦大众起来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故事。

1959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素有“歌海”之称的广西各地文艺团体，纷纷以喜闻乐见的彩调剧、壮剧、采茶剧、侗戏、苗剧等形式来演唱《刘三姐》，向国庆献礼。一时间广袤的壮乡瑶寨刮起了“刘三姐热”。1960年4月，广西自治区党委乘势举行了“《刘三姐》文艺汇演大会”，各地派出的演出队、团就有100多个。中央歌舞剧院著名词作家乔羽，闻讯约其挚友苏里前往广西观摩刘三姐的演出。其间，两人有了将歌仙刘三姐这个戏改编成一部电影故事片的想法。此时，时任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的韦国清，也想让刚成立的南宁电影制片厂把彩调剧《刘三姐》拍摄成电影，可是由于南宁厂不具备拍摄条件，只能期望找合作伙伴合拍。双方的想法正好不谋而合。于是，经韦国清与吴德协商，两省（区）决定，请乔羽出任编剧、苏里担任导演，南宁电影制片厂和长影厂合作拍摄《刘三姐》。并委托时任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负责主抓。

◆《刘三姐》剧照。

当年夏季，《刘三姐》影片正式开拍。在确定《刘三姐》一角时，剧组遭遇了一波三折。他们先是从45位扮演刘三姐的演员中，确定了广西最有名、唱功最好的彩调剧团“刘三姐”扮演者傅锦华作为主角，但样片出来后，有人认为傅锦华不够漂亮、长相也没有广西特色，建议换人。于是有人推荐《五朵金花》主演杨丽坤。而自治区文艺负责人认为，“刘三姐”是属于广西的文化标签，女主角还是要由广西演员来担纲。几方商榷，最终决定由样片中扮演“舟妹”的17岁演员黄婉秋担任刘三姐，但黄婉秋形象虽好，而唱功、台词较差，因此又决定由傅锦华在幕后配唱，著名配音演员张桂兰幕后配台词。这样，影片内外实际就有了三个“刘三姐”。在拍摄外景时，为了给剧组人员打气，吴德还亲自前往广西，欧博娱乐来到拍摄现场进行探班。

1960年冬，《刘三姐》剧组拍摄完成后，亚马厂长亲自携片到广西送审。出人意料的是，广西方面对影片大为不满，提了不少意见。亚马听了这些意见不好拒绝，只好答应回去研究。当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和罗瑞卿到长春视察部队和国防工程时，长影又把《刘三姐》放给他们看。看过舞台戏的贺老总和罗瑞卿也觉得电影不如舞台戏好看，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国家文化部听到了一些关于《刘三姐》的不同意见后，邀请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和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等分别参加了审查，许多领导看后也褒贬不一。

韦国清等得知两位副总理及有关部长也不满意这一情况，不久便指派本片副导演姜树森代表广西宣布取消和长影的合作，并提出三条意见：第一，这部影片基本上是长影拍的，广西电影厂决定不挂名了；第二，影片原先叫《刘三妹》，仍应改回《刘三妹》；第三，广西准备重拍一部《刘三姐》。

面对国家领导人不满意、广西方撤出的严重事态， 1961年2月12日，吴德亲自听取了长影厂的汇报。然后指出：广西方面有意见，两位副总理也有意见，我们还是以文化部的意见为原则，能改则改，不宜大动。政治上还是没问题的嘛！这次拿到中央去多请些人看看，听听意见有好处。政治上没问题我们就放心了。贺总的意见也不是提出政治上有问题，而是要求影片更好些……再一点，需要巧妙些、活泼点，如舞台上抗禁，刘三姐在群众的掩护下不断出现，很活泼……其他地方，应巧妙点、优美点。现在的词很好，再优美点不更好吗？然后，吴德又指示说：第一，原定两个厂联合拍摄，如果他们不参加了，应该有一个正式的文件；第二，他们叫《刘三姐》，我们也可以叫《刘三姐》；第三，广西要重拍，这是他们的事，我们管不着。

◆吴德（右）、宋任穷（左二）到净月潭看《刘三姐》拍外景。

按照国家领导人和吴德书记的意见，厂里让苏里仔细研究来自各方的意见，几经修改，终于完成了后期制作。

1961年初，《刘三姐》影片在全国公映，顿时万人空巷，一片叫好，被称为是一部“人美、歌美、景美”的三美佳作，成为当时拷贝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电影。该片不仅获得了1962年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摄影、最佳音乐和最佳美术奖，更是风靡东南亚国家，在世界50多个国家发行上映，创下了我国故事片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周恩来在接见该片主创人员时，称赞这部影片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1978年，广西电影厂又再次拍摄了以傅锦华为主角的彩调戏电影《刘三姐》，但影响甚微。可以说，长影版《刘三姐》在几代中国人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它已凝结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而主题曲《山歌好比春江水》，更成为大江南北家喻户晓的世纪金曲。

引导暗喻拍摄《甲午风云》

1959年初的一天，吴德与长影厂长亚马等在长影小礼堂里审查电影《船厂追踪》样片。该片放完之后，吴德首先肯定该片说:“这个片子好嘛，反映了大跃进，还轻松愉快……”接着，他针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长影厂上下错误领会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大量拍摄反映“大跃进”题材的“艺术性纪录片”的指示精神，一窝蜂地赶拍“大跃进”纪录片，以宣传“多快好省”“大干快上”主旋律，不讲艺术质量而盲目地跟风的现状，指出制片厂要懂得围绕中心与拍片子的辩证关系，不要光注重拍片数量而忽视了艺术质量。他还举例说：某一个新工厂在建造的过程中，担负天车的钢梁断了，砸坏了人，这就是事先没有进行很好、很认真地检查工程和安全质量……引申而言，我们在制片生产上切不要粗制滥造。最后，吴德又说:“今后还是可生产一、二部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来的，像上海的《林则徐》，在全国放映很受观众喜爱。我们也可以搞一搞这样的片子嘛！我们是有能力的。可以多花一些钱，多花一些时间，花他两年时间！你们看怎么样呀……”

◆1962年6月17日吴德陪同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与长影演员合影。

1959年的八九月份，长影厂党委为了落实吴德的指示精神，决定拍摄1958年《电影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电影剧本《甲午风云》，并把该片的导演任务交给了著名导演林农。

1960年二三月份，《甲午风云》电影文学剧本修改完成，吴德等省委领导听了汇报后，都说这部影片对于反帝有现实意义，但也有人提了一点点修改意见。当年四五月间，《甲午风云》剧组正式赴北京、山东威海、刘公岛等处开拍。12月左右，吴德到长影审查样片。他在看完样片后，先是问询了林农赴北京征求夏衍等专家、领导意见的情况，接着说:“我们是应该多方面听取意见。”然后又对林农说:“这个片子是不是能搞得再好一些？北京的意见，不是说还有些粗糙呀？我是主张一丝不苟哇！”林农看了亚马一眼后，当即表示说:“海战场面和部分特技镜头重新补拍一次，可以克服粗糙现象，但得花时间，得花点胶片。”亚马立刻表示说: “可以再搞一搞嘛！”吴德又说了一些一定要搞好、要一丝不苟的鼓励话语，这才离去。林农看到吴德等领导对该影片如此重视，心情非常愉快。1961年春节一过，林农就急不可待地带着摄制组前往常州补拍海战场面与特技镜头，直至7月初气候过热，这才回厂。

◆《甲午风云》剧照。

1962年6月17日下午3时40分，吴德安排周恩来和邓颖超到长影视察《甲午风云》样片。周恩来指示说：“电影音乐不要喧宾夺主，有些片子音乐量太大，把别的都压住了，不要卖弄音乐，应该突出影片的人物形象和语言。”导演林农之后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完善。当年9月全片剪辑完成，省委和厂领导审查完成片，一致通过。

1963年初，影片《甲午风云》正式在全国公开放映，获得广大观众的喜爱。1964年，《甲午风云》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983年，在葡萄牙获得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1990年获广电部“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

妙笔修改《英雄儿女》

电影《英雄儿女》讲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电影中英雄王成的原型赵先有既是吴德的冀东老乡，又是吴德担任冀东区党委书记兼冀东军区政委时属下48团的战士。王芳的原型解秀梅，则是河北高阳县人。

1952年和1953年，著名作家巴金曾两次赴朝鲜战场采访。回国后，他以赵先有及解秀梅等志愿军战士为原型，创作出中篇小说《团圆》，发表在1961年第8期的《上海文学》上。1963年，长影制片厂准备将巴金的小说《团圆》拍摄成电影，获得了省委书记吴德的同意。

◆《英雄儿女》海报。

1963年7月，导演武兆堤约请曾经一同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好友毛烽，共同在北戴河一家宾馆，闭门对巴金的小说《团圆》进行改编。经过20多天的奋战，完成了名为《他乡遇故知》的电影剧本初稿。9月7日，长影艺委会对此进行了讨论。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剧本写得“很感人”，所表现的对“正义战争”的态度是“正确”的、“健康”的，但主题“不够集中”，王文清的性格也不如王成、王芳鲜明，结尾“不够劲”，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修改方案。吴德也提出建议，认为根据“当前国际形势”，该片应该加强“中朝友谊”的描写。结合各方意见及吴德书记的意见，毛烽、武兆堤再次修改剧本，加大了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情节。10月17日，剧本第三稿完成，在夏衍的提议下，将片名改为原小说的名字《团圆》。

1964年1月24日，摄制组赶赴通化正式开拍。样片完成之后交部队审查，当时的共和国的元帅大将们济济一堂看片，最后在罗瑞卿、萧劲光、杨尚昆、许世友的一致意见之下，影片最终定名为《英雄儿女》。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上映，轰动一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看完电影后，激动地给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打电话说：“作家一定要到火热斗争中去。巴金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了《英雄儿女》这样的好作品！”

《英雄儿女》这部影片，已成为英雄史诗，永远地留在了共和国的记忆中而永垂不朽。每当听到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我们就会热血沸腾。每当唱起那首《英雄赞歌》，人们就会想起那段不可磨灭的峥嵘岁月。

倾情力推《节振国》

节振国是冀东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1938年3月参加了吴德等人领导的开滦煤矿大罢工运动，被推举为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队长。1938年8月参加了吴德等人发动的冀东抗日大暴动，担任直属特务第一大队大队长。他刀劈鬼子兵的事迹在冀东地区家喻户晓。

1940年六七月份，时任冀热察区委组织部部长的吴德抵达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安顿之后，吴德在延安杨家岭，向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作了关于开滦大罢工和冀东大暴动情况的汇报，当吴德讲到节振国英勇杀敌的故事时，毛泽东听了非常感兴趣，称赞说:“这是个民族英雄式的人物。”之后又关心地说:“这个人很勇敢，这样的人容易牺牲，你们要保护好他！”可惜，还没等到吴德回到冀东，节振国就于当年8月1日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了。节振国牺牲后，周恩来在重庆指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关于节振国的作品，于是严慰冰撰写了节振国的事迹并刊登在李颉伯主编的《中国工人》杂志上。

1958年 4月，唐山京剧团根据作家王火创作的中篇小说《赤胆忠心》，改编成现代京剧《节振国》，并于1959年春节首次公演于唐山剧场。

◆京剧电影《节振国》剧照。

1964 年6月5日，唐山京剧团的京剧《节振国》赴北京参加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首都一炮打响，并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大量刊登了该戏的剧照和各类文章。同年7月9日，毛泽东接见了《节振国》剧组的代表。7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又接见了参加本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

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文化部决定将京剧《节振国》拍成彩色戏曲片，由长影来摄制完成，这自然受到了吴德的欢迎。9月18日，《节振国》剧组抵达长影。10月上旬，吴德便带领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等人，在省委招待所接见了参与拍摄的唐山京剧团团长李国昌、长影厂长胡苏和制片宋洪国等人，就该部电影的拍摄工作进行研究。在座谈中，吴德先是回顾了当年开滦大罢工的时代背景，及节振国、杨作霖等人的英雄事迹；然后，对本部电影的拍摄问题提出了三点具体意见：一是电影胶片要争取用质量最好的。当年拍摄电影用的都是普通胶片，质量好的因供应紧张需要特批。二是京剧现代戏拍电影，演唱很关键，要选最好的演员。吴德曾看过京剧《节振国》的演出，对扮演节振国的徐荣奎的演唱十分认可，可惜他因形象不佳且患病较重无法参与电影拍摄，节振国一角改为形象较好的张海涛扮演，而张的唱腔又不如徐。为了弥补二者的缺憾，吴德提议由张海涛出镜对口型假唱，徐荣奎幕后配唱、念白，这个建议得到了唐山市领导的赞同。为了保证徐荣奎的健康，吴德安排边延龄和尚而寿两位医生全程治疗和陪护，确保徐荣奎出色地完成了全部唱腔、台词的录音任务。三是加强摄制班子的力量。最初，长影决定由导演曾未之、副导演韦敏、制片主任胡殿国等组成京剧《节振国》的摄制团队。为充实团队力量，决定把著名导演于彦夫、总摄影师李光惠、总录音黄力加等长影艺术骨干调进摄制组，这样就有了两套人马投入拍摄。

1965年3月，经过半年的紧张拍摄，京剧电影《节振国》一片终于制作完毕。吴德看完样片后，对影片提出了三点修改意见: 一是将“党的北方局”改为“上级党组织”，以避免突出某一级组织；二是在第五场胡志发给节振国宣讲当时形势时，应加上“配合八路军挺进冀东”，以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和党的战略部署；三是在戏的结尾胡志发有一段台词：“咱们的武装暴动胜利了，枪，在我们手上，用它打出一个新中国，创造一个新世界。”应该在中间加上“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以突出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唐山京剧团和长影厂根据吴德提出的建议，对这三个地方又进行了完善和重拍。

1965年5月，京剧电影《节振国》在北京开始首映，毛泽东随后观看了这部影片。1976年初，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观看了京剧电影《节振国》后，又给予了充分肯定，还指示北京京剧团也要排演这个戏。

将节振国烈士的事迹传颂于世，虽然了却了吴德的一个愿望，但在“文革”中也险些给他带来麻烦。一次，江青等人认为电影《节振国》里有一个领导罢工的知识分子角色，便怀疑吴德是在为自己树碑立传。多亏吴德指出这个人是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烈士，并在过后写了一份说明材料，才算过关。后来江青又拿着吴德这个材料去问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冀东大暴动，是很震动的大事。有了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吴德才逃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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