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的话继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后，欧博abg小编最近又听说有“太行山文书”，太行山文书是邯郸学院收藏的主要来源于晋冀鲁豫交界的太行山地区的一批民间文书。我们今天就来揭开它的面纱。

2013年，邯郸学院入藏邯郸学院的这批文献资料为何赋名“太行山文书”? 换言之，赋名“太行山文书”的学理依据和考虑是什么? 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

一般来说，地域文献学定名通常应考虑赋予文献称谓的地域和文献种类两大因素，以利于研究者、读者和使用者能迅速判断出文书的内涵和种类。例如， 里耶秦简，一看到这个名字马上就能使人联想到里耶秦简是湖南里耶地区发现的秦代简牍。又如， 敦煌文书和 吐鲁番文书，马上能使人知道这是敦煌地区、吐鲁番地区发现的纸质写本文书。我们不提倡望文生义，但地域文献定名应该使人见文释义，明白易懂。入藏邯郸学院的这批文书如何定名? 开始我们也有几种选择，例如围绕这种文献赋名的地理因素，既可以赋名太行山文书，也可以赋名晋冀鲁豫接壤地区文书，还可以赋名华北文书或其他，欧博官网但是考虑到如果用“晋冀鲁豫接壤地区文书”一语，则反映地理因素的“晋冀鲁豫接壤地区”一语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有支离破碎之嫌，如果用“华北文书”一语，则涉及的地理范围又失于过宽，不如用“太行山”一语可以反映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且现有的地域文献定名多以政区实体地名( 包括单位实体名) 加文献种类来赋名，如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徽州文书、清华简、北大简等，也有少量的以自然实体地名加文献种类来赋名，如银雀山汉简、老官山汉简、清水江文书等。使用“太行山”一名，既符合其本身来源地( 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区核心地区的涉县、武安、昔阳、和顺、邢台县西部山区等地) 的地理单元独特性，又可以利用其本身具有的知名度，便于人们记住和留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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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华北平原的太行山脉

再如，围绕这种文献赋名的文献种类因素，既可以使用“文书”一语，也可以适用“文献”一语，欧博因为这批文献资料既有大量的写本文献，也有大量的印本文献( 包括木刻本和铅印本) ，如果用“文献”一语或许更能贴切地概括这批文献资料的属性，但是一旦使用“太行山文献”一语，则此一用语所涵盖的范围势必又要与该地区现有的传世典籍等文献相混淆。因此，经过再三考虑，最后我们还是倾向于用“太行山文书”一语赋名这批文献资料。此即对邯郸学院入藏这批文献资料赋名太行山文书的基本考量。

本文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 太行山文书的年代始于清初，迄于1980 年代，时代跨越古代、近代和新中国前四十年三大时期，相当数量的文书成于近代以后，为何要以古文书学的视野观察、透视太行山文书学的有关问题?不错，太行山文书的确是跨越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期，确实有相当文献生成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白话文时代，尤其是1940 年代、1950 年代以后的文献更是纯粹的白话文。但是，在太行山文书的年代构成中毕竟以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献为大宗，1940 年代以前，欧博娱乐文言文和伴随着文言文形成的书写习惯、用语习惯、行文习惯、理解习惯在社会各阶层中仍然保存着巨大的影响，仍然渗透在各种文体之中，研究这一时期的文书文献，理所当然离不开古文书学的知识和思维，更离不开古文书学的方法和手段。即使是研究1950 年代以后的纯粹白话文简体字的文书文献，虽然在理解文书文献的文义上已经基本不存在文字障碍，然而在研究方法、研究原则和研究过程中也同样需要借鉴古文书学早已成熟的经验、做法和路径，因为包括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黑城学( 西夏学) 、徽学等在内的古文书学经过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提升，早已形成一套整理古文献行之有效、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经验和流程。太行山文书无论属于文言文的抑或白话文的文献，其本质上都属于历史文献的范畴，有其相通之处。这就是我们提出以古文书学的视野审视太行山文书研究的原因所在。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古文书学，严格地说应称为“中国古文书学”，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仁鉴于近年简帛学、敦煌学、徽学以及黑城学等新学问新学科获得充分发展而又各自为界、畛域分明，试图加以整合融汇以推进新资料新文献研究深度而提出的新思路和新视野。这一新思路、新视野对于刚刚步入学术新域的太行山文书来说不啻是久旱遇霖、生逢其时，对于今后太行山文书的整理研究少走弯路、避免歧途，尽快跟上、融入古文书学发展的主流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文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太行山文书学的定位，即太行山文书学作为中国新文献新资料领域的一门新学问的发展前景或者说在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太行山文书实物

我们认为，太行山文书是四大考古新材料之后、内阁大库档案之外，中国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又一大宗新文献材料，是近代以来中国新文献领域中明清民国时期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文书群的家族新丁。近代以来，中国对典籍文献新资源的发现开发首先开始于考古出土新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1950 年代以后特别是1980 年代以后又扩展到传世典籍文献新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开发。考古出土新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对象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近代考古新材料的“三大发现”或曰“四大发现”。

称三大发现者，通常指商周甲骨文、战国至西晋简帛文字、十六国至宋初敦煌文书( 包括吐鲁番文书) ;称四大发现者，则加上属于宋辽夏金元时期的黑水城文献。传世典籍文献新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开发的对象主要是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徽州文书、贵州清水江文书以及四川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河北获鹿档案、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福建霞浦文书等等。经过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版界在文献新资源的整理、开发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版了一系列标志性的大型文献资料编纂成果。例如，考古出土新材料的成果，甲骨文方面主要有《甲骨文合集》等，简帛方面主要有《云梦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北京大学藏秦简牍》、《里耶秦简牍校释》等，敦煌吐鲁番文书方面主要有《吐鲁番出土文书》、《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黑水城文献方面有《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等; 传世典籍文献新资源的成果则有《徽州文书》、《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国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天柱文书》，等等，对文献新资源整理与开发涉及的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和数量之大，几乎涵盖了传世典籍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理出版新文献的高潮。

▶清水江文书的整理成果《天柱文书》第一辑

太行山文书的总量，开始媒体报道所说的数字是10 万件左右，这只是一个粗略估计，并非精确统计。目前入藏邯郸学院的太行山文书有两批: 第一批为乔氏旧藏，粗查结果总量在25 万面以上，待进入细查阶段( 每件文书登录、拟名、题解、照相、扫描等) 之后才能确知具体的件数( 每件少者单页，多者数页、数十页甚至上百页不等) ，这项工作估计尚需一段时日; 第二批为田氏旧藏，实际上也分为几次入藏。第一次入藏的约8800 多件，总数约在2 万个页面左右。第二次入藏的是涉县两个村庄清朝至1980 年代以前的各类契约、账簿、单据等，总数约在1万面左右。目前这两次入藏的田氏文书也正处于整理阶段，详细情况也尚待时日。以上太行山文书的总数，虽然暂时说不出确切的件数，但总页面在30 万以上并无问题，而且收藏工作没有停止，文书总量增长的趋势仍会持续。目前中国几大古文献古文书资料的总量，敦煌文书据粗略估计在4—5 万件以上，黑水城文献全部加起来不到2 万个编号( 件) 。如果以印刷的版面计算，白滨粗略估计至少有15—20 万面，徽州文书总数据估计在20—30 万件左右，清水江文书总数保守的估计约有10 多万件，也有专家推测多达30 万件。此外，中国各地收藏明清民国地方档案与民间文书的机构、单位还有相当一批，据栾成显《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述略》一文介绍，其中收藏较多、特点明显的除了上举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之外，还有山东曲阜孔府明清档案、河北获鹿清代编审册、浙江兰溪清代鱼鳞图册、福建明清契约文书、上海道契、四川南部清代县衙档案、四川巴县清代文书档案、直隶顺天府档案、江苏太湖厅档案、安徽南陵县档案、台湾淡新档案、内蒙古盟旗衙门档案、云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清代档案、西藏历史档案、四川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广东清代海关档案、广东清代衙门档案、盛宣怀档案等等。这些档案文献的数量少则数百件，多至十多万件，多数在万件以上。

由此可见，太行山文书在明清民国时期的地方档案和民间文书文献领域，其数量足以与敦煌文书、黑水城文献、徽州文书和清水江文书等比肩媲美，完全称得上是中国历史文献领域又一大宗新文献资料，足以跻身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文献领域的大宗新材料之列，足以成为继四大考古新材料发现之后，以保存中央政府文书文献为特点的内阁大库档案之外，中国明清民国时期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文书庞大家族中一名崭露头角的新成员。可以预期，基于大宗文献为基础的太行山文书学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学术前景，有可能成为近代以来新材料整理研究领域的 一匹黑马。

文章来源：节选自《河北学刊》2014年第6期《古文书学视野下太行山文书的定位、特点和价值》第一部分。

作者：孙继民，原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战国秦汉时期的赵文化和地方史。

编排：@齐东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