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lann P. Bedford亚洲研究讲席教授、政治学教授欧博文（Kevin J. O’Brien）于2016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第十二届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上的主旨发言稿，欧博当时欧博文教授因身体原因未能来香港，其弟子李连江教授亲自代为发言，原发言题目为《与学科理论对话还是与中国研究对话》，现标题为编辑所加。
很高兴回到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九十年代初，我曾在逸夫书院逗留六个月。那时候，我已经不是研究生了，而是一名年轻教员。我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埋头读书，充分利用中心的丰富馆藏。能够故地重游，见到你们这些承载着中国研究未来的年轻人，我十分高兴。也非常感谢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高琦博士的邀请。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与学科理论对话还是与中国研究对话。我和高琦博士、李连江教授反复协商过今天到底讲什么内容。我们最后决定我周一在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午餐讨论会上讲一项关于如何压制抗争的研究，今天则比较务虚，探讨中国研究这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问题。重新回到这个题目的时间点不错。原因之一是，十二年前和六年前，我也就此写过文章。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两篇文章的取向大相径庭。十二年前的论文收录在《在中国做田野调查》（Doing Fieldwork in China）里。我在那篇文章中呼吁研究中国的学者寻找学科研究中伸手可得的果实，利用合适的机会为社会科学做出理论贡献和概念贡献，从而使中国研究与主流的学科研究接轨。我的核心论点是，社会科学中的很多概念和理论是根据西方的情况发展起来的，而各学科也假定这些概念和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地方。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很多概念并不能很好地应用到其他情境，中国的经验证据就很容易“击破”它们。制度化、代表等这些概念本身都不错，但它们深深根植于多元民主的预设之中。我们可以用中国的例子说明它们并非像大家想象得那样具有普遍性。这样做有助于完善理论，也表明在深化社会科学知识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亚洲的情况。
在这篇论文里，我殷切希望弥合区域研究和学科研究相互割裂的局面。我的有些建议可能过于强调批评，建设性不足，但实际上，也可以把这篇文章理解为一种呼吁，就是提醒学者们要给普遍概括加上范围条件，并鼓励理论家扩大他们的经验基础。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想激励中国专家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所属的学科，设法为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讨论做出贡献，并与学科同行相互切磋，哪怕这些学科同行可能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中国，更没有想到他们视为普遍真理的东西在中国显然不符合事实。我的建议是做个开诚布公的“机会主义者”：先想一想在实地调查中可能发现什么，带着这堆想法开始调研，但不要有过分确定的研究设计；然后，尽量多做访谈，欧博娱乐能安排多少就做多少，尽量多读中文材料，能找到多少就读多少；这以后，你也许会突然意识到，来中国之前的一些假设可能完全错误，因为那时你深深地陷入了社会科学理论之中。
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人大代表并不认为自己须在代表国家和代表人民之间做出选择，相反，他们代表双方，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立法机关并不像制度化理论主张的那样寻求自主空间，开展基层选举则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在得到这些并不难得的发现之后，我茅塞顿开，告诉自己，“这似乎不应该是真的，但偏偏就是真的”，而理论建构的机会也就这样出现了。我因而在这篇文章里建议学者们把那些给理论造成麻烦的事实带回学科讨论，告诉那些不怎么研究西方以外的世界的同行，反复提醒他们，“当我们建构宏观或中观理论的时候，也需要考虑中国的情况”。
顺便说一句，这种面向理论的区域研究路径也有助于论文的谋篇布局，有助于找到悬挂文章的“钩子”。我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阅有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材料的时候，我最开始的困惑其实都是错的，但沿着这些错误的问题思考启发我想到了以下几个疑难（puzzle）：立法机构的成员如何同时既代表人民又当国家的代理人？当立法机构避免与行政机构发生矛盾的时候，它本身如何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问题确实是疑难。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它们并不是，因为我的访谈已经展示了如何解决它们。这个时候，把这些疑难和理论联系起来并不困难，尽管这需要质疑那些通用的分析术语，并发展自己的概念。我和合作者提出的remonstrating、embeddedness、rightful resistance、relational repression就是这样的例子。可能有人会质疑我们为什么不使用现成的概念，比如本地性的回应（parochial responsiveness）、制度化等，而用这些新概念不啻为冒险，使得中国不再“清晰易懂”。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这样的研究路径以及这种概念的交叉创新，使得我们既面向社会科学理论，欧博allbet又尊重中国的现实，是聚焦于中国的新奇个案本身，而不是着力于对这些个案进行误导性的解读。
所以，我十二年前写的这篇文章的结论很明确，就是希望中国专家更多地关注理论。当然，这不是要追求所谓的普适法则或笼统概括。我的主张是，为了更有分析力度地解释中国的事情，我们必须创造一些概念对经验发现进行归类，以便更好地用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国的经验。关键是找到那些不符合现有理论的现象。要识别出这些地方，并重新包装，把这些洞见提供给那些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学科同行。以上几个我精心挑选出来的研究都是用折中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科学理论的，也要求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阅读社会科学文献，以便把高深的理论与中国最特殊的细节联系起来。前面已经说了，我在这篇文章里对区域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构建的良性互动抱有很高的希望。
我的第二篇文章则表达了一种失望。第一篇文章发表六年后，中国研究这个领域里出现了一些让我感到不安的趋势。学生们，也包括我自己在伯克利的学生，不仅非常关注自己所属的学科，而且他们几乎不再相互交流。比方说，一个学生在研究中国的汽车产业，另一个学生在研究中国的性工作者，他们似乎觉得彼此在做不同的工作。我觉得中国研究变得越发空洞，这主要是由于两大潮流：一是课题专门化，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一个个小小的孤岛，它们之间几乎没有桥梁连接；二是学科专门化，也就是说，在中国研究内部，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越来越难相互对话。
之所以提出这个论点，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给研究生开设的中国政治研讨课的教学大纲突然过时了。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一直围绕一系列争论安排每周的阅读材料。国家的触角、新传统主义、关系的作用、农民的力量、公民社会、法团主义，此类问题上的争论都令我印象深刻。但到了2005年前后，我明显感到这些老的争论已经没有新意了，但又没什么新的争论可以取而代之。当然，国家能力、民族主义等议题上的讨论还很热烈，但时下的争论大多要么为论战而论战，要么有些狭隘，要么共识多于分歧。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欧博百家乐这是因为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再跟以前一样在区域研究期刊上相互切磋，相反，我们致力于跟那些研究其他国家的社会资本、腐败问题、政治信任、产业链条的学科同行对话。我们的目标读者在变化，我们越来越把精力放在取悦学科同行上，而不是强调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中国有什么意义。那些迫不及待地希望在顶级学科期刊上发表“轰动”文章的年轻学者更是如此。在我看来，这种变化固然是学界目前的职业生涯激励所致。找到不错的第一份教职、得到快速的晋升，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与学科同行切磋交流。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开始看起来跟其他国家愈加相似。这促使研究中国的学者把他们在诸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私营企业家的角色、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规制与产权这些问题上的发现告诉学科同行。我必须承认，这样的研究路径有不少可取之处。也许，彻底抛弃中国例外论的时机终于已经成熟了。我们不再把自己的研究跟某个国家联系起来，而是与那些能够在某个国家得到研究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
刚才谈的是学科化的问题。至于专题化，那就更容易解释了。有关中国的信息飞速增长。没有人可以阅读互联网上、学术出版物和大众读物里涉及中国的全部内容，甚至连跟上新闻过滤器筛选出来的内容和新闻群组里的帖子都变成了挑战。如果我们希望研究有点深度，一定的劳动分工既是必然的，也是可取的。而且，至少在地方层面，我们现在可以去几乎任何地方，研究几乎任何题目。也许中国研究的这种变化就跟美国研究和自然科学一样，分支学科迅速涌现，学者们也早已适应了研究题目上高度的专业分工。我们可能只是在见证中国研究这个领域的日趋成熟。学者可以成为中国某几个方面问题的专家，但超过这个限度则既无意义，也无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专业化就意味着进步。
但你们应该注意到了，我对上述变化是有些怀疑的。第一，研究题目太过狭窄使得研究中国其他方面的学者很难给那些最好、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定位，也很难弄清楚所有这些发现汇总起来到底增加了什么知识。本质上说，专题化研究生产出了一些像素很高的拼图零片，但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拼装这些零片，装零片的包装盒上也没有拼图全貌的示意图。
在我看来，学科化还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后果，包括不鼓励跨学科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讨论。我以前给研究生上中国政治研讨课的时候，讨论所涉及的中国专家来自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你很难分辨谁是政治学家、谁是社会学家、谁是经济学家，而他们也经常转换角色，仿佛属于另一个学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专注于自己的学科并研究中国在其中的作用，而跨学科的交流则要求他们对政治学也有深入了解，这越发不现实了。学科化构成了一种威胁。它可能把不同学科的中国问题专家彼此隔开，制造新的、被学科术语和特有兴趣阻隔的研究孤岛。这不仅抑制了跨学科的研究，也妨碍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总体把握。换句话说，从学科研究的角度看，最近的这些发展动态似乎表明中国研究和各个学科越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从中国研究的角度看，这也意味着中国研究内部的碎片化。
我认为，学科化使我们越来越少地作为一个集体来讨论问题、分享知识，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向所属学科的倾斜也微妙地改变了我们的研究题目和参与的学术争论。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年轻学者都对学科内部的争论感兴趣。这些争论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而言可能关系重大，但对中国来说却未必如此。我的课程大纲涉及的那些老的争论，对话双方都是研究中国的学者，而且几乎所有中国研究专家都认为探讨并评判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在新的学科导向的研究中，对话的另一方常常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所不熟悉的，而且有的时候，那些学科内部的共识显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对中国问题专家而言，这类研究在理论和概念层面的收益可能是难以理解或隐晦不明的，其研究发现要么多少令人失望，要么是显而易见的，要么只能吸引那些对中国几乎一窍不通的研究者的长期关注。
当然，学科化、专题化的利很有可能远远大于弊。显而易见，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中国的方方面面。我刚才在第一部分提过了，把关于中国的知识带入学科讨论，有助于削弱欧美经验在众多问题上扮演的范式角色。但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必在区域研究和学科研究之间做出一次性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一个学者完全可以在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中面向不同的观众，有时更多地与区域研究的同行对话，有时则更多地与学科研究的同行切磋。
但即使学科研究和区域研究确实可以相互促进，我觉得，如果采用经济学的做法，国别研究变得罕见，区域经济专家被边缘化，那将是个错误。我也不认为应该重新寻找一种普遍适用于各个国家的比较政治科学。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理由使得培养中国问题专家仍有必要。第一，社会科学理论来来去去，但中国将一直存在。遗憾的是，很多社会科学知识烟消云散了，要么被忽视，要么不再时兴，要么被后来的大理论取代。第二，如果推动与主流的学科研究接轨的努力是基于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相似性的高估，那么这种主流化要么方向错误，要么操之过急。第三，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居高不下。课堂内外都需要翔实的、宏观的、专注中国的分析。这样的需求不仅庞大，而且正在不断增长。如果学者不能满足这种对有关中国的知识的渴求，而是拘泥于越来越专门的学科内部的争论，那么其他人就会滥竽充数。
以上是对我2011年在《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发表的文章的简短总结。如果把它和2006年那篇放在一起相互对照，你们可能会疑惑：它们的观点是相互一致的，还是水火不容的？我曾经开玩笑说打算写一本书，把2006年的论文作为第一章，把2011年的作为结论，看看我能不能一章章写下来，写得让读者注意不到首尾两章互不相容。我没写这本书，而且我想，我会让这两篇在区域研究和学科研究应该如何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的问题上大相径庭的文章并存下去。它们不仅在中国研究能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这一问题上观点截然不同，而且，对这样做可能带来的风险的看法也存在严重分歧。
关于我六年前和十二年前如何看中国研究，我就说这些了。未来会如何呢？当在座的各位研究生扛起中国研究下一代的大旗的时候，这个领域会如何发展呢？过去六年中，至少在美国，全新的一批研究生成长起来，他们都力图为自己所属的学科做出贡献。那么，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过去几年间发生了什么？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混合研究方法、高级计量技术、以及最近令政治学界许多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趋之若鹜的实验方法的时代，关于究竟是与学科理论对话还是与中国研究对话，我们能说点什么呢？
我已经不怎么了解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学者究竟在做怎样的中国研究了。这也是我飞过太平洋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原因。我想听听你们在研究什么题目，并看看我可以从中学到什么东西。但请允许我先指出几个学界近期的发展趋势。我希望在座诸位将会推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前进的年轻人告诉我，对于中国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它的发展方向，我的判断是不是错了？我在哪些问题上小题大做了？还是说，我描述的只是北美特有的现象，对亚洲和亚洲的中国专家没什么影响？
我是不打算写第三篇关于中国研究学科发展的文章了。但假如天不遂人愿，假如我不得不写这样一篇文章的话，我会强调下面几点。当我审视当下北美的中国政治研究的时候（当然，需要重申的是，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政治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以及亚洲的中国政治研究），我深感这个时代的研究有两大特征，一是对测量的强调，二是面向诸如威权主义这样宏大议题的研究往往建立在狭窄的经验基础之上。
我们先看测量和研究发现过于简单的问题。研究者殚精竭虑地确立某个关系，而顶级期刊的很多论文可以轻松地浓缩为一句话。举例来说，人们总是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引用金加里（Gary King）及其合作者关于互联网研究。几十年前，美国研究经历过同样的阶段。作者们知道，审稿人的建议往往是“这个检验做了吗？”或者“你的测量不够准确。”结果，顶级期刊上的论文长篇累牍地应付这些可能的方法论上的诘难，真正重要的研究发现也许反而黯然失色了。对经验证据及其效度的一丝不苟有很多好处。例如，跟传统的观察式研究相比，这类研究更加关注因果推论。同时，读者往往很难质疑这类研究的发现。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研究只处理一个问题，也就是只有一个因变量；而如果要质疑，就需要突破重重障碍，在研究方法上破旧立新，发展一套全新的工具。
同时，如今在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的青年学者都精通各种最新的研究方法，不管是间断回归、机器学习，还是正在席卷政治学界的实地实验和问卷实验浪潮。他们不再是每个政治学系都需要一个的局外人，也不再是努力追赶政治学最新技术的落伍者。我的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教研究方法，而且教得跟别人一样好。更重要的是，较好的数据正在得到较好地分析，采用的常常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混合研究设计。最走红的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在竞争面向“最佳选手”的教职时丝毫不落下风，而这些招聘广告甚至常常根本没提到中国。
在测量和因果联系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的同时，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也非常明显地在向比较政治学的方向发展，但方式和我十多年前想象的不太一致。我当时认为，针对那些本来就有问题的、根植于西方的概念，可以根据中国的经验质疑它们。这样做轻而易举，回报丰厚。但现在，中国经常是放在全球威权主义政治的范畴里来考察的。政治学期刊上的论文越来越多地面向威权主义的回应性、威权主义的持续性、信息问题、信号问题和政体存续这类议题上快速增长的文献。这一趋势在区域研究刊物中也愈加明显。
与主流学科研究的接轨、对其他国家越发强烈的兴趣、对研究方法严格性的关注无疑有很多好处。但是，我不确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的研究发现，尽管采用多种方法严格论证，经常不过是又一座遥远的孤岛，比邻其他同样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的发现。为了把关于中国政治某一方面的一个很小的故事变成一项对理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威权主义都大有助益、并能做出理论贡献的研究，不仅需要拉大旗扯虎皮式地与理论文献进行对话，而且需要轻佻快活地跳过不少抽象阶梯。把中国与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地进行比较，或者在文章的导言和结论部分肤浅地从比较的视野考察中国的情况，这不仅可能削弱有关中国的知识积累，还可能正如我六年前担心的那样，让中国政治这个研究领域越发空洞。我担心，对研究方法严格性的专注只能加剧这种自我孤立的趋势，因为这样的研究发现往往脱离具体情境，引用其他研究中国的学者的成果时也经常是走马观花式的，也就是说，把这些文献作为审稿人可能要求的装饰，而作者和读者都不会认真对待、深入理解它们。
当实际的学术游戏并不要求把有关中国的研究发现与中国政治上的既有知识积累联系起来，而是要把它们发现放在其他国家、乃至威权主义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的时候，关于中国的广博而深刻的知识显得像是轻飘飘的奢侈品。换句话说，对比较和测量的关注可能排斥情境，妨碍我们丰富而全面地描绘中国政治。实地调查，接近研究对象、接近他们的世界、接近他们对自己的世界的理解，可能正在变成费时耗财的放纵，不再是学术研究真正的必需品。出现这种变化，可能有点像我六年前的那篇文章提到的，是因为我们的研究面向的主要读者不再是在座各位这样关心中国方方面面的研究者，而是那些研究代表、回应、信息等等问题的学者。他们本质上并不在乎中国的现实深处正在发生什么，他们更喜欢的其实是对现实世界泛泛的抽象描述。也许我的判断是错的，也许这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但是，我确实想知道我们是不是为此付出了某些代价。
对这类我自己不做、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理解的研究，就说这些吧。我希望我已经讲了足够多的内容，供你们琢磨，引出一些问题和评论，甚至激起一些批评。关于是与中国研究对话还是与学科理论对话的问题，你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不是像我刚才说得那么大？有没有我没有想到或是没有提到的两全其美的妙法？我描述的美国学界的现在和未来是否跟你们所处的环境相仿，还是说，不管是福是祸，这样的转向永远不会在亚洲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