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奉“社会市场经济”著称的德国在长期的经济和社会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适合自身发展的特征和模式，欧博为其经济、社会的相对平稳健康运行构筑了良好的框架条件，这在2009-2013年的欧债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德国因之在欧盟成员国中呈现出经济“一枝独秀”、社会相对平稳的良好局面。本文将探讨其背后支撑德国发展模式的原因，以及德国模式在经过此次危机后的发展前景。
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社会的良好表现
随着2009年欧债危机的爆发，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受到重创，成为“重灾区”，而德国则是“鹤立鸡群”，不仅在经济领域“一枝独秀”，而且社会局势相对平稳和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表现
(1)经济总体表现良好
虽然德国经济遭受了欧债危机的严重冲击，200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萎缩5.1％，创下了两德统一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差纪录，下跌幅度甚至还略高于欧盟平均跌幅；但此后在2010年和2011年，受惠于德国政府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外部需求旺盛等临时性因素，更主要的是得益于德国发展模式的长期结构性优势，德国经济出现强势反弹，经济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了4.O％和3.3％，增速约为欧盟的2倍；尽管自2011年下半年起，由于受欧债危机传染效应的影响，德国也随同其他欧盟国家一起二次探底并于2013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复苏。但其经济增速仍分别达到0.7％和0.4％，明显高于欧盟-0.4％和0.1％的平均增长率。
(2)劳动力市场创造“就业奇迹”
首先，危机期间，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持续攀升，2013年高达10.9％，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甚至飙升到23.2％。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同期德国的失业率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09年的7.8％降至2013年的5.3％，尚不及欧盟平均值的一半，仅为失业问题最严重的希腊和西班牙的五分之一。德国青年失业率2013年底也仅有7.4％ ，不到欧盟平均的1/3。
其次，从德国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历史沿革来看，欧债危机期间德国劳动力市场延续了2005年以来就业持续改善的趋势，并于2013年开创了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失业率纪录。
最后，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奇迹还表现在，不仅本国就业人数上升，失业率较低，而且开工率足，吸引了大批外来劳力。这可以从流人德国的外国移民的数据得到验证：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三年净流人人口不断攀升，分别达到12.8万、27.9万及36.9万。而2013年德国的外来净流人人口超过4O万，创了2O年以来的新高。新流人的劳动力和移民主要来自欧盟东部新成员国以及来自深陷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仅在2012年，由南欧四国流入德国的净流人移民人数就达到7．2万人。从移民来源地看，排名前两位的是波兰和罗马尼亚，分别占总移民人数的17.1％和10.8％，匈牙利为5.1％，意大利为4.2％，西班牙为3.5％，希腊为3.3％。外来移民的增加，扩大了生产潜力，缓解了工资增长压力，同时对深受老龄化困扰的德国社会保障筹资来说，也起到了改善人口结构和缓解资金缺口的作用。
(3)出口旺盛，成为主要增长动力
欧债危机未能撼动出口在德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总体上看，德国出口继续呈现高歌猛进的态势：其一，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33.8％增加到2012年的41.1％；其二，2013年德国对外贸易顺差达到1989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三，自2010年后，出口再次成为德国经济复苏的引擎，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私人消费中，其对德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远超消费和投资(见下表)。
欧债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都经历了经济衰退并为此实施了大量追加的财政刺激措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因之显著恶化。而德国尽管在危机初期也采取了财政刺激举措，财政赤字率从2009年的3.1％上升为2010年的4.2％，超过《稳定和增长公约》规定的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亦从危机前不足70％攀升至2010的82.5％的水平，越过了60％的红线。但较之其他成员国，德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比率明显低于欧盟平均水平，更不用说深陷债务危机之中的外围国家(亦称PIIGS国家)。(见下表)
(1)劳资关系较为和谐
尽管欧债危机恶化了各国的经济和就业状况，欧博娱乐但德国社会形势总体表现平稳，尤其是劳资关系较为和谐，这从罢工人数和因罢工损失的工时数这两大指标可以得到清晰的验证，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罢工还是因之损失的工时数均有所下降而非上升。
(2)社会贫富差距缩小，财富分配趋于相对平均
尽管在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中，德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分化苗头，进入本世纪后扩大之势加速。以低于社会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作为贫困的判定标准，本世纪初德国约有13％的贫困人口，2007年上升至20.6％，达到了本世纪以来的新高。
然而，欧债危机爆发后，情势有所变化。贫富分化持续加剧的趋势得以中止，贫困人口占比出现了小幅下降：2012年德国的贫困人口占比为19.6％，而2009年的相应比例为20%。而同期，欧盟及欧元区总体贫困人口占比在2010年以后持续增加。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的贫富差距出现了明显收敛的趋势。以不同收入人群收入比来看，最高收入的20％人群与最低收入的20％人群收入比由2009年的4.5倍缩小到4.3倍。而以全面衡量社会收入差距最具有代表性的基尼系数来看，结论也是如此，从2008年30.2％下降到2012年的28.3％。
德国模式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
欧债危机期间德国经济表现良好、社会状况平稳绝非偶然，其背后有着一系列国内外、结构性和临时I生的因素，其中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模式的作用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主要原因。
德国模式在经济方面主要体现为以制造业为本、坚持出口导向和出口区域多元化、重视职业教育和产学研相结合、鼓励创新、恪守平衡财政等内容；在社会方面重视建立各社会伙伴间平等参与、积极对话与形成普遍社会共识；在坚持社会市场经济原则的基础上完善和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在对外关系方面则始终坚持在欧洲一体化框架内发展，努力推进欧洲一体化。
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依据是德国奉为圭臬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代表弗赖堡学派的瓦尔特·欧肯等，还有米勒一阿尔玛克等学者及其战后真正的实践者路德维希·艾哈德。这些先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德国模式的实践者和奠基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力求以市场经济为主，倡导自由竞争，给经济以活力；政府只起到维持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作用，做裁判员而非运动员，实施反垄断和反危机举措，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同时，强调走不同于完全自由竞争和中央管制计划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即“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实行社会伙伴间的对话，保护各社会伙伴参与经济以及分配决策的权利，通过形成社会共识来减小实施的阻力；提供社会保障在内的各种缓和社会矛盾的举措，以及分配决策的形成方向并非仅有增加公平这一单行道，亦可随着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
(一)经济层面
(1)重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
德国具有重视制造业的历史传统。早在19世纪工业化初始阶段，德国就根据自身的自然资源、地理便利和知识结构等要素禀赋，大力发展采掘、冶炼、机械制造等实业；二战后，德国政府继续扬长避短，夯实制造业基础，同时倡导实用技术，在制造业领域形成了以汽车、机械、化工和电气部门为代表的四大支柱产业。目前，这四大产业占德国全部制造业产值的40％以上。而制造业提供了全德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作岗位，占GDP的比重超过30％，分别比美国、英国和法国高出10．6、9．6和11．4个百分点。该比重在2001—2012年间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增长了2个百分点以上，德国制造业的逆势上扬主要得益于德国对外出口的高速增长，这在服务业占主导地位、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的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非常罕见。而注重实体经济的德国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本次危机中，偏重虚拟经济或房地产的国家如美国、爱尔兰、西班牙等均深受冲击。
(2)坚持出口导向并注重出口地区的多元化
出口是德国的立国之本。二战后，德国长期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并通过颁布《对外经济法》(1961年)加以贯彻，鼓励企业自主经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优胜劣汰，国家只提供制度框架保证和出口信贷等支持，鼓励德国工商大会等贸易促进机构提供辅助服务。与同样推崇贸易立国的Et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0年代，德国并没有为救出口、保企业而人为抑制德国马克升值。德国企业因之经受住了全球竞争的考验，磨砺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令德国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保持了世界出口冠军头衔，目前仍位列前三甲。
另外，尽管德国出口以欧盟为主要对象，长期以来占比超过50％，但仍一贯重视出口地区的多元化，此举让德国在本次危机中获益匪浅。欧盟国家、尤其是外围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欧博allbet被迫实施紧缩政策，造成内需乏力，导致德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却表现优异，2011年和2012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6.2％和4.9％，而发达国家同期增长率仅为1.7％和1.5％。经合组织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60％下降至目前的51％，20年后将进一步萎缩至40％，令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重要性日益明显。上述此起彼落的结果就是德国出口在危机中出现了一些地区结构性的变化：对欧盟内国家的出口占德国出口的比重虽然仍居50％以上，但下滑幅度较大，导致德国通过内部贸易产生的顺差在危机期间减小了约30％，对外围“欧猪国家”的顺差降幅更大；另一方面，欧盟以外贸易体对德国外贸的拉动作用日渐明显。从德国角度来看，欧盟以外的贸易伙伴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以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四国为例，危机中德国对上述四国的外贸逆差缩小了约三分之二，主要是出口增长显著，占德国全部出口的比重从8．5％上升至11．6％，进口比重的上升则较不明显。
(3)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和力促产学研相结合
支撑德国制造业和出口的秘诀就是独具特色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和产学研转化体系。在两至三年双轨制教育模式下，学生在课堂学到的知识与职业训练得到有机结合，毕业后能立即融入职业生涯，从而为德国制造业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实用性人才，保证了德国在生产工艺和产品制造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德国还建立了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三位一体的实用技术研发与转化体系。企业是技术研发的主体，研发支出占全德科研经费的三分之二，绝大部分的大企业拥有独立研发机构，中小企业则成立联合研究机构以降低研发成本。德国的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但也承接企业委托研发的任务。德国政府鼓励大学与企业加强合作研发，以早日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德国联邦教育和科研部国务秘书柯外奈一提伦(Cornelia Quennet-Thielen)2011年就表示，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是德国在危机中比其他国家表现更好的原因。此外，以马普学会(MPG)、弗劳恩霍夫协会(FhG)、赫尔姆霍茨协会(HGF)和莱布尼茨学会(WGL)为四大骨干的专业科研机构和大众、西门子等公司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将研究方向直接定位于企业所需。
(4)积极创新
积极创新与产业不断升级是德国模式保持经济活力的源泉，也是德国政府一贯的政策导向。针对德国经济在上世纪70、80年代石油危机后“南起”、“北落”的趋势，积极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以电子、机械制造、生物技术等高新科技为引导，在慕尼黑、斯图加特等南部地区缔造了德国版的“硅谷”，而在北部传统经济区则尝试产业结构转型，比如鲁尔区从典型的重化工业区转变为第三产业、信息产业和现代物流产业并重的新兴产业带；自20世纪9O年代起，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德国这艘“创新之舟”再次起航，大力促进高新产业发展，如2000年通过了《再生能源法》，2004年正式启动“主动创新”战略等。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经济虽然表现良好，但德国政府居安思危，在危机中进一步加大了对创新的扶持力度。具体措施为：
第一，明确战略规划。德国于2010年7月通过了《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汇集了德国联邦政府各部门的研究和创新举措，重点关注气候与能源、保健及营养、交通、安全和通信五个领域。其主要措施包括：加强教育和培训，吸收国外技术人才，增加对东部地区的支持，财税制度上向创新倾斜，积极开展同欧盟，美国等的研究合作等。
第二，培育高新行业。为了培育国内风电市场，德国政府从本世纪初起对风电上网电价给予政策关照，对其他可再生能源也同样积极扶持；2012年5月修改了《电信法》，促进高速网络的建设；鼓励国际合作，如德国电信及其他德国企业与科研院校于2012年加入欧盟组织的METIS2020计划，开展5G技术的研究，2013年3月英德两国亦合作进行类似的研发；至2016年为氢燃料电池的研发提供7亿欧元等。
第三，扶持创新企业。德国中小企业林立，占德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不仅吸收了70％左右的就业，更是德国创新的生力军。它们贴近市场，反应敏锐，约有75％的专利来自于这些企业。为了进一步加强扶持力度，德国政府一方面成立了风险资本投资补助基金，欧博百家乐四年内累计投入1．5亿欧元，任何投资于新设立的创新性企业的私人资本，都可以在企业创立三年后从该补助基金获得20％的报销；另一方面，继续执行中小企业创新计划(ZIM)，仅在2013年就投人了5亿欧元资金，任何500人以下的公司都有资格申请。
第四，提高德国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包括增加英语课程数量、课程设置更为灵活、基于精英大学计划为顶尖大学提供资金资助以促进大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国际化水平等；2012年12月12日，德国开始执行《科学自由法》，简化科研管理体制，赋予大学以外的学术机构在延揽人才和科研经费运用方面更多的自主权；继续开展EXIST创业扶持计划等促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5)平衡财政
德国具有采取审慎财政政策的传统。根植于秩序自由主义理念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反对在经济衰退过程中实施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更偏重于结构调整以增强竞争力。虽然在危机前期德国政府亦被迫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包括2008—2009年两轮共计800多亿欧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政府出资救助陷入困境的银行等。然而对比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德国的救助计划规模较小。当德国的赤字规模在危机首年2009年超过3％、2010年又将面临超过4％的尴尬时刻，默克尔政府及时调整政策，于2010年6月宣布了财政稳固计划。按照上述计划，截至2014年，德国将削减高达80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同时强调德国将致力于满足德国宪法关于严格预算纪律的要求，并且承诺至2016年，德国的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35％；此外，还规定各联邦州至2020年必须实现预算平衡，市政当局不允许因日常支出短缺而借债，社保基金也不被允许对外融资，其资金短缺将通过财政转移或提高缴费率来弥补等。
(二)社会层面
谋求社会伙伴之间的共识是德国模式在社会领域的重要特征
政府、雇主联合会、工会等都是平等的社会伙伴，遭遇重大事件需要各社会伙伴通过协商来解决而非单纯通过政府行政命令、资本意志或罢工等来决定。在德国企业中，有相关的《参与决定法》可循。工会不再是破坏性力量，而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建设性因素，通过和资方协商达成协议工资的方式来保护工人利益同时兼顾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在宏观层面，尤其当德国遭遇发展困难时，易于达成全民改革共识来重获发展动力。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在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和老年化的社会压力下，以“三高”——高工资、高福利和高成本为特征的福利社会模式遭遇发展瓶颈。有鉴于此，德国上下一心达成共识，缩减工资上涨，改革社会福利和劳力市场制度。施罗德政府执政时期，在(2010改革议程》框架下施行了一系列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四部《哈尔茨法》)和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医疗等)投入产出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改革措施。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具体改革举措包括：消除体制壁垒、放松雇用和解雇限制；创造各种低薪的临时性工作；改革失业救济制度，合并失业和贫困救济，并将救济金领取和强制就业相挂钩等。通过这一改革，德国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为代价获得强大的国家竞争力，支撑起以出口导向为引擎的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大幅降低了失业率，得以安然度过危机。德国联邦议员米夏埃尔·施莱西特(Michael Schlecht)就认为，与2000年相比，虽然德国的生产率增加了，但是职工所挣的工资反而减少了，一直到2010年，德国的工资上涨情况在欧洲始终处于末流。莱森比彻勒和摩根(Alexander Reisenbichler和Kimbedy J．Morgan)也认为，德国出口导向经济获得增长的因素，不仅是财政保守和结构性改革，更重要的是商业和劳动力关系的调整。
这一事关危机中德国经济社会良好表现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德国社会多方共识和智慧的结合，缺一不可：科尔、施罗德和默克尔三届政府超前的忧患意识、广泛征询社会各界建议，努力唤醒德国全社会的改革共识；施罗德等领导人不计个人荣辱，对历史担当的责任感和默克尔不计党派之嫌、从善如流的执政风格；雇员与雇主充分协商、审时度势，尤其是工会愿意牺牲工资和福利等成本的上涨以维护广泛就业和保持德国的成本优势的合作态度；德意志民族言行一致、有令必行的秉性，易于达成共识并利于严格执行。
另外，德国模式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缩小贫富差距、平衡社会伙伴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俾斯麦时期创建了全球第一个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德国所采用的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保障体系，被当今绝大多数国家所效仿，并被认为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护理保险五大社会保险体系以及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部分组成社保体系，支出约占GDP的30％。为德国社会分配的均衡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保证和社会避震器。
(三)欧洲一体化
融入欧洲是德国对外政策的着力点，至今为止始终坚持在融人欧洲和推动欧洲一体化框架下发展。其一，欧洲一体化为德国发展提供了政治庇护，使德国走出发动侵略战争和进行种族灭绝的“原罪”阴影，打消欧洲邻居的疑虑，重新融入欧洲大家庭，争取到了极大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空间；其二，欧盟是德国主要的贸易市场和投资目的地，欧盟的人口接近5亿，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一，内部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近年来，虽然欧盟内部贸易占德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2012年进口比重为56.1％，出口比重为57.0％，仍然超过德国外贸的一半，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其三，共同货币欧元的诞生又给德国经济的发展添加了助推剂。德国的先进商品、技术和充裕资本可以更方便地进入欧元区国家。对欧元区内的弱势国家如希腊等，德国可以在单一货币欧元下，依靠其优势的劳动生产率取得实际上的相对汇率贬值，扩大出口(见下表)。另一方面，对欧元区外的国家而言，相对马克显得弱势的欧元使德国得以享受货币变相贬值的益处，有利于德国向欧元区以外国家出口，这一优势由于危机中欧元汇率的下跌得到更大的发挥。据德国最大保险公司安联集团(Alli．anz)宏观研究部门估算，美元升值为德国出口的增长贡献了3％或4％，而日元升值贡献为近1％。
目前，欧债危机已经基本结束，但全球和欧洲经济复苏非常缓慢，民众疑欧情绪上升等问题依然突出。在德国国内，尽管目前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势头依然持续，但有关最低工资规定以及德国在欧盟中角色的反思和辩论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此背景下，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前景如何?笔者认为，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保持目前的积极势头，但在危机中大放异彩的德国发展模式于总体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将面临一定的挑战。
(一)出口导向型实体经济作为德国模式主要特征和在危机中呈现的“亮色”可谓功不可没，但从后危机时代来看，机遇和挑战并存。
从有利因素来看，一方面，危机过后，世界经济普遍转好，美、13经济向好，尤其是占德国外贸近50％的欧盟和欧元区逐渐复苏，“欧猪国家”也开始逐步摆脱危机的拖累，爱尔兰和西班牙分别于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正式告别欧盟的救助计划，重获新生；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减速，但下调幅度不大，为德国巩固和拉伸出口提供了持续需求和动力，特别是汽车业的良好出口趋势最为明显；另一方面，德国在欧盟框架下积极推动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与新加坡、韩国等已经达成自贸区协定，同时和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有关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谈判。一旦谈妥，会对德国出口能力的提升产生很大影响。据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如欧美间关税降低98％、货物和服务领域非关税壁垒减少25％、政府采购领域非关税壁垒降低50％，欧美GDP则将分别增长0.48％和0.39％，而且跨大西洋两岸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可以提升欧美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抗衡的竞争优势。不可忽略的事实是，2012年，美国是德国仅次于法国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顺差来源国。此外，欧盟和日本的洽谈也已开始，与中国则正在洽谈《双边投资协定》。上述因素显然有利于德国出口的多元化。
目前，德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所变动，出口依然是主力，但经常项目顺差在下降，同时私人消费尽管增速有限，但在2012年开始逐步回升，预计2014年和2015年将提速为1.3％和1.6％。而且，基本不依赖出口的建筑业也出现增长，从侧面证实了内需的逐步增长已露端倪。同时，德国政府积极鼓励实现增长动力转型。2013年2月，默克尔在“五贤人”委员会的“生Ft”庆祝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出，通过刺激内需来化解外部失衡是德国政府目前的政策。联邦政府在2013年度《竞争力是德国和欧洲增长与就业的关键》的经济报告中也指出，今后德国经济的活力将主要依靠内需来推动，包括个人消费的增加和私人住房领域的投资。为达此目的，德国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向劳动者有所倾斜，保证民众的实际收入增长幅度不低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
还须一提的是，经历了欧债危机，德国比以往更加意识到创新对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且相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快地付诸行动。这将深化德国模式重视科技创新的特点，德国将按照“欧洲2020战略”所倡导的灵巧增长目标以及通过实施“数字欧洲”等项目，强化和引领本国在后危机时代的灵巧型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一系列挑战也日趋凸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工资上升快，劳动力成本趋高。2007—2012年，德国平均工资上涨了10％，在2010—2013年欧盟国家实际工资变化排名中，德国是成员国中排名上涨第四的国家(28国中共有1O个成员国上涨，18个国家下降。)。根据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2013年对德国企业家的调查，55％的企业对中长期经济不看好，其中对工资等劳动力成本上升看法悲观是仅次于能源上涨的第二位原因；二是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明显落后于工资上涨幅度。德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从2010年的3.6％、2011年的1.6％下降到2012年的-0.4％和2013年的一0.1％，与欧盟28国平均水平数相比(2.6％、1.3％、0.0％和0.3％)明显落后；三是随着欧盟和欧元区危机的消退，汇率的相对走强无疑也会对德国的出口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四是德国的巨额顺差带来了不小的外部压力，目前顺差占GDP的比重超过7％。而欧盟的宏观经济平衡目标是，成员国顺差门槛不得超过GDP的6％。美国政府也在首尔G20峰会前建议一国顺差和逆差占GDP的比重必须控制在4％以内。除此以外，一些国际组织也多次呼吁德国降低出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2年7月发表的评估报告中认为，虽然德国经济运行良好，但是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国内消费以防将来出口下降而影响到经济增长；五是随着《里斯本条约》的逐步实施，欧盟委员会在对外经贸领域逐步取代了成员国，获得了近乎全部的授权，因此，对外统一谈判和划一的谈判结果与政策对德国而言，并非都是积极的，甚至可能带来束缚。
(二)施罗德时期开始的以压缩社会保障开支、稳定社保交费率的举措曾使德国模式得以轻装上阵，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目前显然遭遇了一定的瓶颈，需改弦更张。
首先，在科尔执政后期、施罗德执政初期，经过领导人的积极引导，在包括工会在内的各方的协力配合下，全国上下以德国人特有的忧患意识和严谨执著，展开大讨论并取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共识，进行了包括实施《哈尔茨法》在内的艰苦改革，忍受了近十年的低工资和福利增长。但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民众、尤其是中下层作为此前改革进程中相对的利益损失者，对改革带来的福利下降和社会不公等严重质疑、反应强烈，并获得了相当的社会支持。如对实施《哈尔茨法》的效果的质疑就颇为引人注目。有学者甚至通过实证研究证实，此前实施的旨在遏制劳动力市场的道德风险、合并失业和社会救济的第四个《哈尔茨法》对降低失业的促进作用不到0．1％，反而带来了社会福利的严重恶化。
其次，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的良好表现、特别是出口长期顺差，以及导致欧盟经济和世界经济失衡等问题在国内外遭遇了广泛质疑，出现了与其压低工资和福利去拼命扩大出L1，换得无法兑现的被拖欠债权和萎缩的欧盟内部经济需求，不如趁德国经济表现良好之际，提高工资和福利，拉动内需，减少顺差，对内可以提振内需，对外可减少顺差招致的压力的呼声。据米夏埃尔·施莱西特(Michael Schlecht)的估计，“如果为普通民众每人增加500欧元的社会保障支出，可额外生成120亿欧元的购买力”。
再则，德国国内以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互为最大的两大反对党的党派政治为这种转向提供了合适的政治氛围和规制基础。以中下层工薪阶层为主要拥趸基础的社民党利用了要求增加工资福利和改变社会不公的民意呼声，以此作为2013大选的主要竞选口号获得了成功，并入主大联合政府成为执政伙伴，为兑现承诺，必定会努力推动其实施。
最后，有关最低工资政策的正式落实，集中体现了民间这种要求改变10余年来重增长轻福利、重对外轻对内的状况的诉求。2013年，新执政联盟通过的最低工资规定不仅增加了工资成本，还可能开启工资和福利上涨的新阶段，同时可以视为德国社会政策取向从紧缩社保开支等部分开始进行社会公平纠偏。原本以“高福利”著称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强制建立最低工资制，而是主张劳资协商。但是自1990年代起，部分行业开始引入最低工资制，最早在全行业推行的是建筑业(1997年)；以后引入的行业逐渐增加，至2013年底，已经有12个行业采用了这一制度。按照当前大联合政府的动议，面对全部行业每小时8.5欧元的最低工资协议将自2015年起生效，但在2017年前的过渡期内，只要劳资协商决定，工资仍可低于8.5欧元。4月2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在全德实施最低工资的动议。这一变革预示着德国对近10年来以经济增长为主旨，以控制社保支出和稳定社保缴费为主的社保改革方向的重大调整，其意义不容低估。
(三)危机中德国在欧盟中地位的变化带来欧洲一体化政策的挑战。
作为德国模式主要支柱之一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在危机后如何变动颇受关注。一方面，德国在危机中积极施救和建章立制，危机后随着其在欧盟中的经济实力上升、贡献增大，导致了实际发言权的扩大。
(1)积极参与对外围国家的救助和建章立制
笔者认为，德国应对危机的核心宗旨有三条：一是坚持欧元的存在和维护欧元区的完整，这符合德国的最高利益，也促成了其在危机中的诸多让步。但其惯常的做法是在万不得已做出临时让步时，一定要求对方接受建立新的长期规制，以短换长；二是出于德国自身利益、遏制道德风险的考量，要求摒弃无限制救助的观念，通过建章立制强调各成员国财政自律的重要性，主张实施紧缩政策；三是反对以片面刺激来短期激活经济，而是放眼于提高长期竞争力的内生增长。
因此，德国在救助方面克服了危机初期较为消极的态度，积极参与了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援助，以提供担保的方式承担了自己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相适应的救助责任，比如对临时性的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和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的担保额分别达到2110亿欧元和1900亿欧元，皆以27％的比重承担了最大担保责任。此外，德国央行通过欧洲央行的TARGET2资金清算系统，为其他国家的央行提供欧元贷款，有效解决了这些国家央行的流动性短缺，在危机最高峰的2012年8月，出借金额达到7514．5亿欧元。
德国在危机救助中尤其注意强调建章立制，倡导“紧缩政策”，遏制外围国家的道德风险，充分体现了德国的利益和意志，突出表现在：其一，强调财政自律并强势推进财政领域的一体化。德国力促所有成员国普遍实施财政整肃与促进财政与金融一体化，为此建议修改欧盟的法律，经过多方博弈最终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巩固财政纪律，推动《六部立法》的通过，进一步强化了《稳定和增长公约》的相关规定，增加了操作性更强的制裁措施，最后以25国签署《财政契约》的方式，推动其他成员国仿效德国的做法将财政平衡写入本国宪法或相关法律，坚决反对引进不分责任的统一“欧元债券”(Euro-bond)；其二，推出了“欧洲学期机制”，通过每年欧盟和各成员国长达6个月的反复讨论，确保成员国预算稳健；其三，增强欧盟层面的金融监管，力主推出包括2011年1月开始运行的以“三局一会”为主要框架的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和风险预警机制；其四，坚持以接受统一监管为条件，允许欧洲稳定机制救助银行以及设立银行业联盟，在欧盟范围内确立了德国倡导的先监管、后救助的原则；其五，促进欧盟成员国长期竞争力的增强，走内生复苏和增长之路，而非靠救助苟延残喘。德国积极倡议制定《竞争力公约》，以此为基础形成欧盟范围内的《欧元区附加公约》，着重强调增强经济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性。同时，欧盟的“欧洲2020战略”规定的智慧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目标，可看作德国全面发展战略和理念的具体体现。
(2)德国经济规模占欧盟的比重上升
危机中德国经济表现出色，德国经济规模在欧盟的权重一改危机前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08年开始逐步上升，2012年达到20.6％并超过了2005年的水平。相比之下，另一个欧盟核心国家法国，自2008年起比重虽然有所上升但幅度较小，因此德法的差距从2005年的4.6个百分点扩大至2012年的4.9个百分点。
(3)增加对欧盟的财政缴费
危机期间，德国向欧盟财政缴费不断增长，从2008年的188.8亿欧元，占欧盟总缴费的20.1％，增至2012年的228.2亿欧元，占20.2％；而法国的缴费比重在四年后维持在占17.5％不变。
(4)握有大量对欧债权
在对外债权方面，德国银行在危机中持有大量的欧洲国家债权。按照世界清算银行的数据，截至2013年9月底，德国银行系统对欧洲的风险敞口依然有1．12万亿美元，为另一个核心国家法国对欧债权的1.5倍。
(5)贸易地位的变化
在欧盟内部贸易中，危机前后的变化集中体现为：其一，德国在欧盟内部进口地位上升，对比危机前的2008年和近期的2012年，德国进口比重从19.4％显著上升至20.9％，说明德国作为进口国为拉动欧盟内部贸易需求，促进其他成员国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其二，同期德国对欧盟成员国的出口下降了0.8个百分点，此消彼长，反映出德国在对欧盟内部贸易上起到了恢复平衡的积极作用。
凡此种种，使得危机后德国在欧盟经济治理和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上升，以及在前述经济、社会规则制定和监督实施上德国意志的凸显；在外交上欧盟更多地顾及德国的态度和声音，如此次乌克兰危机等。
另一方面，德国必须也只能在欧盟的框架内发展，凌驾于欧盟之上至少在中短期内不可能。不仅因为在欧盟框架内的发展对德国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权衡损益，德国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诸方面均无法脱离欧洲一体化，至少客观上并不具备这种能力。此外，危机期间出现的一些新的临时性因素，也会明显影响德国模式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如德国在危机期间过分强调财政紧缩，招致一些欧盟国家的民众对德国产生了一定的恶感，因为承担了大部分紧缩政策的痛苦而对德国“吝啬”的施援感到不满，继而出现了反德呼声。这种呼声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德国在欧盟内外发挥影响力和主导局势的能力。另外，随着危机的逐渐远去，外围国家对德国的救助依赖会有所减轻，自然会与在危机中表现不佳、渐失影响力的法国等一起，对德国主导的紧缩政策发起挑战。
显然，较之危机前，危机后德国在欧盟中的主导和发言权上升，但仍然在欧盟框架下维持与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法德轴心的作用可能会略有下降，英德关系略有上升。
总之，德国模式在欧债危机中促成了其经济社会表现在欧盟国家中的“一枝独秀”，使得德国在欧盟中的经济实力和话语权有所增强。同时，德国模式本身也遭遇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笔者认为，德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德国模式的核心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以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石的制度框架和理念深入人心，已成执政之本；同时，经济领域中重视制造业、依托出口的经济发展重心和坚持平衡财政和创新推动的增长方式不会改变；社会领域里通过社会伙伴平等对话、取得共识、维护和谐稳定的福利社会，仍将是德国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以欧洲一体化为德国行动的载体、在欧盟机制内行动的边界不会被突破。但是，随着欧债危机期间和其后外围条件的嬗变和内部的逐步应变，德国经济增长动力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转变：转向追求以出El引领为主、兼顾内需、突出创新作用、平衡发展的综合增长路径；但囿于德国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和出口导向仍是主流；社会领域则会在尊重广大民意的基础上适度转向追求社会公正和增加工资福利，而这和前十年崇尚遏制福利过度扩张一样是民意的体现。以德国人的审慎和两党联合执政的形式，应该不会走得太远；鉴于德国在危机拯救中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和危机后经济的加速发展，加之法国等欧盟成员国地位衰落等态势，德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及在规则制定中的地位无疑会得到增强，但这种渐长的自信和主导欧盟的冲动，每每会受到与之相应增长的责任的拖累和众邻的惊恐导致的制约，不会急速膨胀。
(作者丁纯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让·莫内教授；作者李君扬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首刊于《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刊发。原题为“试析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社会的表现— — 兼议德国模式的作用及其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