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能否改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对中国的叙事框定？文章基于2005-2021年“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GDELT）数据，采用多重、多期和交叠DID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国家对华形象认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显著正相关；“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赫希曼效应和贸易、投资的中介效应均会显著提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对中国的认同；“一带一路”与制度距离、文化差异、相互间的认知差异、外交立场距离的交互效应会显著弱化这些距离变量对中国在东南亚形象的负面影响；“一带一路”对中美权力变化、中美战略关系和对中国威胁认知的优化、调节效应也会有效缓解、改善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形象（image）是认知的建构物；国家形象则是认知主体对于特定国家的认知表征，是一种由稳定的刻板印象、流变的认知和具体态度组成的高概括性的、强稳定性的主观印象。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宏观叙事结构下，东南亚国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和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知、能否改善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两国间的选择困境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叙事框定？基于2005—2021年GDELT大数据，文章采用多重、多期和交叠DID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国家对华形象认知的影响。

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

在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国家对华认知的影响之前，文章首先采用GDELT数据库东盟十国对中国事件的语气、语调指数(AvgTone)为代理变量实证考察了2000—2021年间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总体认知。研究发现，过去20多年间，在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总体认知中，各国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消极感知呈现出明显的增强和趋同之势，与中国间的相互间的认知差异则呈现出明显的缩小之势。

东南亚国家之所以会在短期内出现对华认知急剧负面化的现象，首先是在与中国的互动过程中冲突性事件尤其是实质性冲突事件和冲突程度的增加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消极感知和对中国的消极态度。据GDELT数据库统计，2000—2021年间，东盟十国与中国间发生的有向互动事件数累计达495224起，其中合作性事件占比从区间峰值的2005年的89.74%下降至2021年的74.89%；冲突性事件占比则由2000年的12.24%上升至2021年的25.11%。正是冲突性事件和冲突程度的增加在大幅抵消合作性事件的正向作用的同时强化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失调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消极感知；而认知失调和负面认知的背后则是东盟国家对华认知中本就存在的非对称性。

造成东南亚国家对华认知在短期内迅速出现负面化现象的第二个原因是，媒介对事件尤其是对冲突性事件的过度甚至错误解码放大了“认知透镜”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错误知觉、消极感知。据GDELT数据库统计，2000—2021年间，东盟十国对中国的有向互动事件共计495224件，而被媒介反复提及的次数却高达4380368次，事件频次高达8.85（实质性冲突的事件频次更是高达13.85）。正是媒介对东盟国家与中国在互动过程中相互投射与释放的外交信号的过度甚至错误解码直接导致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错误认知的出现，而对实质性冲突事件的过度甚至错误解码更是在短期内迅速放大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造成东南亚国家对华认知在短期内迅速出现负面化现象的第三个原因是，东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对中国所传递的外交信号的不同理解或在与中国的话语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感话语误解也会加大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消极感知。基于2000-2021年GDELT数据库AvgTone月度均值的实证考察也发现，在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话语）互动中，并非所有合作性叙事、合作性事件都会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华认知产生正向作用。这一经验事实意味着，东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对合作性叙事的话语建构性、可信度的不同理解和在与中国的话语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话语误解也会削弱合作性叙事、合作性事件对东盟国家的对华认知、认知调适的正向作用。

 最后，中美两国间的权力变化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不仅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和对中国的敌意叙事，还强化了体系内其他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消极感知和在中美两国间的选择困境。至少就时间节点而言，以GDELT数据库AvgTone月度均值为测度的东南亚国家对华负面认知的上升与美国对中国威胁认知的迅速上升、中美战略关系的走低和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二、“一带一路”能否改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

“一带一路”能否改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能否缓解21世纪以来东南亚国家对华总体认知中负面认知的上升趋势？文章基于2005—2021年GDELT大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

第一，“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认知、积极评价显著正相关，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消极感知显著负相关。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不仅可以通过提高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正面感知、积极评价来提高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印象，还可以通过弱化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消极感知来改善、提升这些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叙事、框定。

第二，“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显著正相关。这一经验事实意味着，“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密切的制度、经济（贸易、投资）、人文联系和区域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均会不同程度地改善、提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

第三，“一带一路”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正向认知进而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一带一路”还可以通过弱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间的认知差异、认知偏差来改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框定。不仅如此，“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赫希曼效应和贸易、投资的中介效应均会显著提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对中国的认同。

第四，“一带一路”与制度距离、文化距离、政体差异、外交立场距离、相互间的认知差异等“距离”变量的交互效应和对这些距离变量的调节效应会显著弱化这些距离变量对东南亚国家对华认知的负面影响。“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制度性合作、以共有身份或规范为基础的规范性合作和以民心相通为基础的关系性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合作性观念、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制度化和观念、规范的扩散与内化，还可以提高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制度、文化（观念）认同，弱化、消解部分国家与中国的情感对立、身份对立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推理。

第五，“一带一路”对中美权力变化、中美战略关系和对中国威胁认知的优化、调节效应会有效缓解、改善体系压力与“一带一路”伙伴国包括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向推理。“一带一路”与共建国家间的良性互动、“一带一路”的合作性叙事对中美战略竞争和对敌意叙事的优化、调节效应也会显著弱化、改善一国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消极感知和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能否改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赫希曼效应和贸易、投资的中介效应均会显著提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对中国的认同；“一带一路”与制度距离、文化差异、政体差异、相互间的认知差异等认知距离变量的交互效应也会显著弱化这些距离变量、负向因素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华认知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不利影响；“一带一路”对中美权力变化、中美战略关系和对中国威胁认知的优化、调节效应也会有效缓解、改善体系压力和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基于“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正向作用、鉴于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的敌意叙事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向影响，中国有必要在重新框定中美关系、重新解构中美战略叙事的同时，继续发挥和巩固“一带一路”的正向作用、继续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式现代化”等重新解构、取代、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债务陷阱论”“文明冲突论”等敌意叙事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推理和叙事框定。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合作性互动虽然无法直接消解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建构和对中国的“敌意螺旋”，但可以弱化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和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一带一路”的合作性叙事和对竞争性叙事的隐喻替代、话语建构可能无法直接消解大国战略竞争叙事下美国对“他者”中国的敌意叙事，但可以弱化、消解部分东南亚国家与“崛起国”中国的情感对立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推理。“一带一路”虽然没有改变2000年以来东南亚国家对华总体认知中负面认知的上升趋势，但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互动已经和正在缓解、改善这一负面认知的上升趋势。（作者：王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经济外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